承平三年十月初九，霜降。
司农寺正堂内，气氛比窗外的寒气还要凝重几分。长条形的花梨木会议桌两侧，分坐着新旧两派官员，泾渭分明。
上首主位空悬——寺卿王守拙告病在家已三日，据说是“忧劳成疾”。此刻主持议事的是左少卿周世安，一位年近五旬、面容古板的官员，此刻正捻着花白胡须，面色沉郁。
“诸位同僚，”周世安清了清嗓子，声音干涩，“今日议事，乃奉陛下旨意，商讨陆国公所提《农政革新五事疏》之可行性。此疏涉及轮作制、农具改良、新种推广、水利修缮、官田试点等诸多事项，干系重大。诸位畅所欲言，务求务实。”
他将一本装订整齐的奏疏副本推到桌中央。封面上“农政革新五事疏”七个楷体字，笔力遒劲，正是陆沉亲笔。
话音刚落，右少卿李伯阳便冷哼一声，率先开炮：“周大人，下官以为，此疏所列诸事，看似有理，实则多为纸上谈兵，哗众取宠之谈！”
李伯阳年约四十，出身关中农学世家，祖上三代皆在司农寺任职，素以“农事正统”自居。他拿起奏疏，随手翻到“轮作制”一节，指着上面文字，声音陡然提高：
“诸位请看！‘建议北方旱地推行豆—麦—休耕三年轮作，南方水田推行稻—稻—绿肥（紫云英）三年轮作’——何其荒谬！自古农事，讲究因地制宜，岂能如此生搬硬套？豆类耗地，麦需肥力，二者轮作，地力何存？至于南方双季稻已属勉力，再加一季‘绿肥’，岂不耽误农时？这‘紫云英’又是何物？闻所未闻！”
他越说越激动：“更荒唐者，是这‘改良农具’！竟要推广什么‘曲辕犁’、‘耧车’、‘翻车’！我大夏现有直辕犁已用千年，自有其理！耧车早在汉代便有，效率有限，何须再提？至于‘翻车’（龙骨水车），江南虽有，然造价高昂，非寻常农户可用！陆国公久居庙堂，可知一具铁犁要多少银钱？一户农家，几年才置办得起新农具？”
李伯阳将奏疏重重拍在桌上，环视众人：“依下官之见，农事贵在守成，贵在顺应天时地利。与其折腾这些虚妄之物，不如督促各州县勤修水利，劝导百姓精耕细作，方为正道！”
这番话，立刻引来不少附和。
“李大人所言极是！”
“农事关乎国本，岂能儿戏？”
“陆国公虽功勋卓着，然隔行如隔山，农事非其所长啊！”
坐在李伯阳对面的，是司农寺丞赵振业，一个三十出头、面色黝黑的官员。他出身寒微，靠科举入仕，曾在江浙、湖广多地任州县农官，实地经验丰富。此刻，他眉头紧锁，双手紧握，显然在强压着怒气。
待议论声稍歇，赵振业缓缓站起，先向周世安行了一礼，然后转向李伯阳，语气平缓却有力：
“李大人，下官有一事请教。”
“讲。”
“敢问李大人，可曾亲自下田，扶过犁，插过秧？可知如今直辕犁耕地，需二牛三人，一日不过五亩？可知耧车播种，深浅不一，漏播、重播常有？可知江南农户，为灌溉一亩高田，需全家老小轮班戽水，一夜不得歇？”
李伯阳脸色一僵：“本官……本官主管文书，自有州县农官上报……”
“州县上报？”赵振业打断他，从怀中掏出几本皱巴巴的笔记，“这是下官任钱塘县丞时，走访百余农户所记：一户有田二十亩的五口之家，用直辕犁，春耕需租牛、请帮工，仅此一项便耗去收成两成；播种时，为求均匀，往往撒种过量，浪费种子；夏季抗旱，壮劳力日夜车水，累倒病倒者不在少数。即便如此，丰年亩产不过两石，若遇灾害，则颗粒无收，卖儿鬻女！”
他将笔记摊开，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数据：耕地产出、劳力投入、工具损耗、赋税比例……
“李大人说农事贵在守成。”赵振业声音提高，“可这‘成’守了千年，百姓依然食不果腹！如今朝廷推行新医政，孩童多活，人口日增，若农事再不革新，多出来的人吃什么？穿什么？等到遍地饥民，流寇四起时，再谈‘守成’，晚矣！”
堂内一片寂静。李伯阳面红耳赤，想反驳却一时语塞。
赵振业转向周世安，拱手道：“周大人，下官以为，陆国公所提诸事，绝非空谈。曲辕犁转向灵活，可一牛一人操作，节省人力畜力；改良耧车能控制播量、深度，节省种子；翻车若能用木制简化，造价可降七成！至于轮作——下官在湖广时，曾见老农尝试麦豆间作，收成反增；闽浙一带，早有农户在冬闲田种植紫云英（当地称‘草子’）肥田，只是不成体系。陆公之议，正是将民间智慧总结、推广！”
他拿起陆沉的奏疏，翻到后面：“更何况，陆公并非要求全国齐步走。奏疏中明确说‘先选京畿、江南、湖广三地试点，每地择三县，官田先行，观效两年，再议推广’。此乃老成持重之举，何来‘儿戏’之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