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三年十月初九,霜降。
司农寺正堂内,气氛比窗外的寒气还要凝重几分。长条形的花梨木会议桌两侧,分坐着新旧两派官员,泾渭分明。
上首主位空悬——寺卿王守拙告病在家已三日,据说是“忧劳成疾”。此刻主持议事的是左少卿周世安,一位年近五旬、面容古板的官员,此刻正捻着花白胡须,面色沉郁。
“诸位同僚,”周世安清了清嗓子,声音干涩,“今日议事,乃奉陛下旨意,商讨陆国公所提《农政革新五事疏》之可行性。此疏涉及轮作制、农具改良、新种推广、水利修缮、官田试点等诸多事项,干系重大。诸位畅所欲言,务求务实。”
他将一本装订整齐的奏疏副本推到桌中央。封面上“农政革新五事疏”七个楷体字,笔力遒劲,正是陆沉亲笔。
话音刚落,右少卿李伯阳便冷哼一声,率先开炮:“周大人,下官以为,此疏所列诸事,看似有理,实则多为纸上谈兵,哗众取宠之谈!”
李伯阳年约四十,出身关中农学世家,祖上三代皆在司农寺任职,素以“农事正统”自居。他拿起奏疏,随手翻到“轮作制”一节,指着上面文字,声音陡然提高:
“诸位请看!‘建议北方旱地推行豆—麦—休耕三年轮作,南方水田推行稻—稻—绿肥(紫云英)三年轮作’——何其荒谬!自古农事,讲究因地制宜,岂能如此生搬硬套?豆类耗地,麦需肥力,二者轮作,地力何存?至于南方双季稻已属勉力,再加一季‘绿肥’,岂不耽误农时?这‘紫云英’又是何物?闻所未闻!”
他越说越激动:“更荒唐者,是这‘改良农具’!竟要推广什么‘曲辕犁’、‘耧车’、‘翻车’!我大夏现有直辕犁已用千年,自有其理!耧车早在汉代便有,效率有限,何须再提?至于‘翻车’(龙骨水车),江南虽有,然造价高昂,非寻常农户可用!陆国公久居庙堂,可知一具铁犁要多少银钱?一户农家,几年才置办得起新农具?”
李伯阳将奏疏重重拍在桌上,环视众人:“依下官之见,农事贵在守成,贵在顺应天时地利。与其折腾这些虚妄之物,不如督促各州县勤修水利,劝导百姓精耕细作,方为正道!”
这番话,立刻引来不少附和。
“李大人所言极是!”
“农事关乎国本,岂能儿戏?”
“陆国公虽功勋卓着,然隔行如隔山,农事非其所长啊!”
坐在李伯阳对面的,是司农寺丞赵振业,一个三十出头、面色黝黑的官员。他出身寒微,靠科举入仕,曾在江浙、湖广多地任州县农官,实地经验丰富。此刻,他眉头紧锁,双手紧握,显然在强压着怒气。
待议论声稍歇,赵振业缓缓站起,先向周世安行了一礼,然后转向李伯阳,语气平缓却有力:
“李大人,下官有一事请教。”
“讲。”
“敢问李大人,可曾亲自下田,扶过犁,插过秧?可知如今直辕犁耕地,需二牛三人,一日不过五亩?可知耧车播种,深浅不一,漏播、重播常有?可知江南农户,为灌溉一亩高田,需全家老小轮班戽水,一夜不得歇?”
李伯阳脸色一僵:“本官……本官主管文书,自有州县农官上报……”
“州县上报?”赵振业打断他,从怀中掏出几本皱巴巴的笔记,“这是下官任钱塘县丞时,走访百余农户所记:一户有田二十亩的五口之家,用直辕犁,春耕需租牛、请帮工,仅此一项便耗去收成两成;播种时,为求均匀,往往撒种过量,浪费种子;夏季抗旱,壮劳力日夜车水,累倒病倒者不在少数。即便如此,丰年亩产不过两石,若遇灾害,则颗粒无收,卖儿鬻女!”
他将笔记摊开,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各种数据:耕地产出、劳力投入、工具损耗、赋税比例……
“李大人说农事贵在守成。”赵振业声音提高,“可这‘成’守了千年,百姓依然食不果腹!如今朝廷推行新医政,孩童多活,人口日增,若农事再不革新,多出来的人吃什么?穿什么?等到遍地饥民,流寇四起时,再谈‘守成’,晚矣!”
堂内一片寂静。李伯阳面红耳赤,想反驳却一时语塞。
赵振业转向周世安,拱手道:“周大人,下官以为,陆国公所提诸事,绝非空谈。曲辕犁转向灵活,可一牛一人操作,节省人力畜力;改良耧车能控制播量、深度,节省种子;翻车若能用木制简化,造价可降七成!至于轮作——下官在湖广时,曾见老农尝试麦豆间作,收成反增;闽浙一带,早有农户在冬闲田种植紫云英(当地称‘草子’)肥田,只是不成体系。陆公之议,正是将民间智慧总结、推广!”
他拿起陆沉的奏疏,翻到后面:“更何况,陆公并非要求全国齐步走。奏疏中明确说‘先选京畿、江南、湖广三地试点,每地择三县,官田先行,观效两年,再议推广’。此乃老成持重之举,何来‘儿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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