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李渊的默认支持后，雍州府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官差们的行动更加狠辣，对于商户们的审查也更加严格。
士族们为了摆脱眼下的困境，想了各种办法。
上层那里，除了公开给李渊上书，私下里如崔民干、王珪等人，也没有少去找过李渊。从当年的情分聊到至今的支持，再到往后的“承诺”。
（潜台词：渊总，当初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是我们不遗余力的支持，公司才能做大做强的。您当初说过，我们都是公司的原始股东，只要公司在，我们就可以一直分红。
如今公司成功上市，我们也一直都在支持您，以后同样会尽心竭力协助您管理好公司。公司规模的确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接受稀释一些股权，以方便公司发展。
但是，您得维护我们的基本权益啊！我们都是跟着您混的，现在却被小辈欺负，这说不过去啊！）
面对士族的施压，李渊没有办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通过“装糊涂”+“打太极”先往后推。
同时，裴寂、萧瑀等宰相也承受着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不过相比于各种“催款”信息和“拨款”请求，这点压力他们还是能够挺住的。
李二那边秦时不知道，但直接找上他的人同样不少，而且一个个都很不简单。
比如：淮安王府、襄邑王府、永安王府、独孤家等。
淮安王李神通和秦时关系很好，而且帮过他不少次；襄邑王李神符更是秦时的老丈人；永安王李孝基则是李二在宗室的重要盟友；独孤家是永乐的母族……
面对这些人的求情，秦时同样头大。但是他明白在他这里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否则下面就会有样学样，最后功亏一篑。
秦时的目的从来不只是钱，而是以财政改革为切口，撕裂士族部分特权，重塑国家税收政策。
为了安抚这些人，秦时赔着笑脸说了很多软话，并且许诺了不少好处才勉强摆平。为此，他身边多了一个叫李道立的副将，以及两名姓独孤的参军。
（李道立是李孝基兄长之子，历史上过继给了李孝基。）
中层那边，这段时间高俭和长安、万年两县的县令那可是收到拜帖无数。
六部堂官、公卿贵族、仕林大儒、昔日好友、朝堂同僚、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家族、妻族、儿女亲家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纷纷找到他们，或拿官爵权势施压，或以旧日情分相术，希望他们能网开一面。
这种身边所有人都在为一件事说情的压力，是非当事人无法想象的。
高俭这边还可以靠着身后有人，以“依法办事，不敢徇私”一类的理由搪塞。那些人碰了软钉子，但也不敢真的撕破脸，毕竟不看僧面看佛面，高俭背后是秦王和天策府。
但两位县令可没有他们的底气，长安县令为了避开这些事情，不惜“大病一场”。万年县令更是狠人，竟真的“不小心”坠马，摔断了两根肋骨。
他们能咬牙扛住各方压力，不仅是秦王严令，事关今后前程。更多的还是知道此事关乎国家社稷，无论他们给任何人开了口子，就不得不为更多人、最后是所有人行方便。
而下层人员，除了薛良、罗峥、杜建等人外，连那些普通差役都面临着各种“人情劝说”。说实话，这些人平日里没有少拿士族的好处，所以一直都对士族行着各种方便。
这次能够基本坚持原则，除了上官的压力之外，更多的还是秦时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些天价罚款收上来后，其中一部分会作为奖励给到他们。
用罗峥的话说：与其如以往那般，被士族之人当狗使唤，受尽白眼才能从他们的指缝里捞到一丁点见不得光的好处。为何不选择硬气的挺直腰杆，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正大光明的收入，还能为自己搏一个前程？
正是在这上中下，三个层级都咬紧牙关、各司其职的配合下，雍州府的核查才没有半途而废。
官差们铁面无私，逐户盘查、按律追缴，往日里气焰嚣张的豪商士族，此刻也只能捏着鼻子认罚，任谁递来的条子、说破的嘴皮也没用。
就连秦时都为此感到意外，原本以为面对士族集团的巨大压力，他们内部一定会有不少破洞的。但结果却是异常顺利，他想好的几个补救措施都没能派上用场。
时间过的很快，随着长安城的商户稽查完成，收缴税款、没收被侵占的资产、以及最大头的罚款，加起来一共实际收上来十四万八千七百贯。
除了给雍州府和两县官差的奖赏外，实际向民部提交了十四万三千贯。
这笔钱对于空荡荡的国库而言，可谓雪中送炭。
消息传回太极宫，李渊看着奏报上的数字，连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几分。
民部尚书皇甫无逸攥着那本明细册，恨不得将秦时给供起来——他刚刚接手民部不久，接手后才知道民部是一个多么大的烂摊子。短短两个多月，他为了想办法捞钱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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