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八日清晨,技术推广中心门口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三十七个风尘仆仆的身影背着帆布包、挎着工具袋,有的穿着褪色的工装,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秋风中静静站立。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上海、沈阳、武汉、兰州,最远的是从新疆克拉玛依坐了五天四夜火车赶来的。
门卫老张慌慌张张跑进办公楼:“林主任!外面……外面来了好多人!说是您写信请他们来的!”
林秀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到窗前。晨光中,那些身影站得笔直,像一片沉默的白杨林。
她认出了几张面孔——系统空间里存储的照片与眼前的人重合:上海纺织机械厂的陈明,四十五岁,鬓角已白;沈阳的刘铁柱,五十出头,双手粗糙如树皮;武汉钢铁厂那支青年工程师团队,平均年龄不到三十,眼神却写满沧桑。
比预想的还要快。
林秀快步下楼,推开大门。三十七双眼睛同时看向她,那目光里有期待、有怀疑、有历经打压后的警惕,也有最后一点不肯熄灭的火种。
“同志们,我是林秀。”她走到众人面前,声音清晰而坚定,“感谢你们响应号召,来到北京。”
沉默持续了几秒。
陈明第一个开口,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林主任,你在信里说,要建一个‘技术交流网络’,打破壁垒。这话……当真?”
“当真。”林秀直视着他,“我知道你为细纱机改造方案付出的代价——被调离技术岗位,在仓库做了三年保管员。你的方案被总工程师束之高阁,去年却被日本人用类似思路申请了专利。”
陈明的眼眶瞬间红了。
刘铁柱上前一步,声音粗哑:“我的高效夹具,让车床效率提高四成,车间主任说是他‘指导’的。我去理论,他们说‘老工人要顾全大局’。我不服,辞职了。现在……在街道修自行车。”
“你的夹具图纸,我这里有一份。”林秀从包里取出一沓资料,“经过我们中心测试,确实能提高效率38%,而且安全性更好。如果你愿意,今天下午就可以在实验室复原。”
人群骚动起来。
“林主任,”武汉团队的负责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颤抖着问,“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事?我们的平炉烟气回收方案,只在厂内部讨论过,连正式报告都没打上去……”
“因为有人一直在关注真正的技术创新者。”林秀没有说出系统的事,“也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人——不是需要你们沉默,而是需要你们发声。”
她转身推开中心大门:“都进来吧。小刘,安排会议室,烧热水,把食堂的早饭都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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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技术推广中心最大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除了三十七位远道而来的技术员,还有中心全体骨干、攀枝花矿区的工人代表、以及得到消息赶来的几家报社记者。
林秀站在讲台前,身后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已经用红蓝两色标记出所有她掌握的技术压制案例发生地。
“同志们,”她开口,会议室瞬间安静,“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经历过这样的事:你有一个好想法,能提高效率,能保障安全,能节省成本。你满怀热情地提出来,然后——”
她停顿,目光扫过全场:“然后有人说‘不符合规定’,有人说‘影响生产’,有人说‘要顾全大局’,有人说‘你级别不够’。最后,你的方案被搁置、被冒名、被剽窃、被扔进废纸篓。”
台下响起低沉的共鸣声。有人握紧了拳头,有人低下头。
“为什么会这样?”林秀提高音量,“因为在我们某些同志心里,技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维护权力的手段;创新不是推动进步的动力,而是威胁地位的麻烦。”
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词:
官僚主义
本位主义
形式主义
“这三座大山,压垮了多少技术革新?耽误了多少建设进度?又让多少一线工人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呼吸声此起彼伏。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搬掉这三座大山。”林秀放下粉笔,“从今天起,技术推广中心成立‘全国技术创新联盟’。联盟要做三件事——”
她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建立技术提案直通渠道。任何一线工人、技术员提出的创新方案,只要经过中心技术委员会初审,直接报送国务院相关部委,跳过所有中间层级。”
台下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这等于要砸碎无数人的饭碗——那些靠“传达”“研究”“协调”吃饭的岗位。
“第二,建立创新成果保护机制。所有提交的方案,自动进入中心档案系统,加盖时间戳,任何人不得冒用、剽窃。一旦发现,中心将协助维权到底。”
陈明猛地站起来,嘴唇颤抖:“林主任……这、这能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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