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事件的余波，以一种林招娣未曾预料的方式，持续发酵着。
她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饱受非议的“买来的媳妇”。在张家洼的田间地头、村头巷尾，“永贵家的”成了一个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的称呼。男人们说起她，带着后怕和不易察觉的佩服；女人们谈起她，眼神复杂，有感激（尤其是春燕、秋菊家），有好奇，也有张二家那种愈发明显却不敢再轻易表露的酸涩嫉恨。
连生产队长赵满仓，见到她时，严肃的黑脸也会稍微缓和，甚至主动询问她家里有没有困难——虽然林招娣从不敢真的提什么要求。桂芳婶子更是把她当成了自家子侄般照顾，时不时塞点吃的用的。
这种变化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林招娣和婴儿的生存环境改善了一点点。她每天出工，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刁难或说闲话。晌午那顿集体饭，掌勺的大婶甚至会下意识地多给她半勺稠的。张五奶奶看着她带回来的、明显比以前好一些的吃食，也欣慰地点头。
婴儿的脸蛋终于有了点肉嘟嘟的感觉，虽然还是比同龄孩子瘦小，但眼睛黑亮有神，哭声响亮，甚至会对着林招娣露出无意识的、咿咿呀呀的笑容。这笑容，像黑暗屋子里透进的一线光，照亮了林招娣所有的疲惫和艰难。
然而，表面的“好过”之下，根基的危机并未解除。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穷。
张永贵依然是个甩手掌柜，神出鬼没，回来除了要吃的、发脾气，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一粒粮。家里的盐、火柴等日用品，全靠林招娣之前“上工”的积蓄和每日出工省下的口粮换取或积攒，已经捉襟见肘。婴儿需要营养，光靠稀粥和野菜糊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眼看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她和孩子连件换洗的、像样的夏衣都没有，身上还是那几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改的薄衫。
更让她忧心的是，生产队的春耕忙季一过，工分赚得就没那么稳定了。秋收还早，中间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怎么熬？
必须想办法赚钱！赚真正的钱，或者换到更多实实在在的物资！
这个念头，从她第一次拿到供销社的五毛钱工钱时，就在心里扎了根。经历了野猪事件，见识了山林里的“宝贝”（鸡油菌），也验证了自己在这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机智，这个念头愈发强烈和清晰。
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打听。
供销社的临时工不是天天有，而且路程远，孩子是个牵绊。生产队的工分是死收入，勉强糊口，攒不下什么。
她的目光，再次投向后山。那片让她两次死里逃生的山林，似乎也藏着机会。
鸡油菌的鲜美让她印象深刻。桂芳婶子说过，那是“城里人稀罕”的东西。除了鸡油菌，还有没有别的山货能换钱？比如……药材？
她想起自己偷偷藏起来、晒干的“地钱草”。如果那真的是有退热效果的草药，会不会有人需要？村子里有赤脚医生，镇上应该有卫生院或者药材收购站？
还有，山里的竹笋，晒成笋干；春天的野菜，焯水晒成干菜；甚至那些野果子，如果能找到多的，是不是也能想办法处理了换点东西？
思路一旦打开，各种可能性就冒了出来。但每一条路，都布满荆棘。
进山有风险，野兽的威胁并未消失。采摘山货需要时间、体力，还要避开集体劳动的时间。采摘回来需要处理（清洗、晾晒），需要地方，也需要基本的工具（比如晒垫、筐篓）。最重要的是，销路在哪里？卖给谁？怎么卖？这个年代，私人买卖是“投机倒把”，抓到了要挨批斗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只能偷偷进行，或者通过某种“正当”渠道。
林招娣脑子里那点属于林秀的、关于市场经济和个体经营的模糊概念，在这个计划经济的铁幕下，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她知道，再难，也得试试。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
她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村里人的生活细节。谁家偶尔会吃上点“稀罕”东西，谁家婆媳吵架时隐约透露出“偷偷卖了鸡蛋”之类的信息，谁经常往镇上跑……
她也更用心地跟桂芳婶子、张五奶奶，甚至春燕、秋菊她们聊天，不经意地打听：后山还有哪些地方野菜多？哪种蘑菇最好吃？以前村里有没有人挖到过药材？镇上的供销社除了收山货，还收什么？
桂芳婶子大概猜到了她的心思，在一次只有她们两人时，叹了口气，低声说：“招娣，你想找点门路，婶子明白。这日子，光靠工分和野菜，难熬。不过，千万小心。东西采了，自己家吃，或者悄悄跟相熟的人换点别的，都行。别张扬，更别想着去镇上‘卖’。那风险太大。前两年，村东头老孙家的小子，偷着卖了几斤蘑菇，被人举报了，差点被拉去游街，工分扣光，家里一年没分到粮。”
林招娣心里一凛，连忙点头：“婶子，我记住了。我就是……想多找点吃的，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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