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的时间，在朱元璋夜以继日的操劳与小心翼翼的变革中，悄然滑向一月之约的终点。这一个月里，新政如春雨般，悄无声息却又持续不断地浸润着大明王朝的肌体，也搅动着深藏其下的暗流。
清丈田亩的试点在松江、嘉兴两地掀起了一场不亚于地动的风暴。钦差滕德懋手持尚方宝剑，带着锦衣卫的精干校尉，如同闯入瓷器店的蛮牛，不顾地方士绅的软磨硬泡、恫吓拉拢，铁面无情地重新丈量每一寸土地。鱼鳞图册的样式被严格执行，隐匿的田产被一一揪出，依附于豪强名下逃避赋役的“诡寄”、“投献”户被强行剥离。
江南的士绅豪强们震动了。他们或联名上书朝廷，痛陈清丈“扰民”、“害农”；或暗中串联，阻挠丈量队伍，甚至制造事端；更有甚者，试图重金贿赂滕德懋及其随从。然而，他们低估了朱元璋的决心，也低估了滕德懋的刚直与锦衣卫的手段。
几起试图暴力抗法的乡绅被雷霆镇压，主犯当即锁拿，家产抄没。试图行贿的商人被当众枷号示众，财产充公。滕德懋更是放出狠话：“陛下有旨，清丈乃国策，阻挠者，无论官绅，以谋逆论处！”
在绝对的皇权与铁腕面前，地方势力不得不暂时低头。虽然暗中的抵抗与怨恨不会消失，但试点区域的田亩数据，第一次以相对真实的面貌被记录在册。初步统计结果令人心惊：隐匿田产竟高达在册官田的三成有余！这意味着大量的赋税流失和严重的社会不公。
朱元璋看着滕德懋秘密送回的奏报，既感愤怒，又觉庆幸。愤怒于这些国之蠹虫的贪婪，庆幸于自己及时采纳了“光痕”之策，否则积弊更深，尾大不掉。他立刻下旨，将清丈试点经验总结成文，密发户部及都察院，为下一步扩大范围做准备。同时，他采纳了“光痕”关于“摊丁入亩”的模糊思路，命令户部开始研究将部分丁银（人头税）摊入田亩征收的可能性，以求进一步简化税制，减轻无地少地贫民的负担。
边市方面，宣府的经验被迅速推广到大同、辽东等地。在严格的监管和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下，边市逐渐步入正轨。来自草原的良马、毛皮、药材，与中原的茶叶、布匹、铁锅（有限制地）进行着有序交换。边境的紧张气氛似乎有所缓和，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显着减少。边防将领们起初的抵触，在实打实的军功（捕获走私、维护市易）和物质补充（优先获得良马）面前，也逐渐转变为配合甚至支持。
唯一让朱元璋头疼的，依旧是宗室问题。秦王朱樉在世子入京、属官被查后，虽有所收敛，但并未彻底服软，反而通过其母妃（已故孙贵妃）的旧关系，在宫中及部分勋贵中散布“皇帝刻薄手足”、“猜忌藩王”的言论，隐隐形成了一股同情秦王的势力。而其他一些藩王，见秦王“待遇”，也不免物伤其类，对朝廷的新政越发警惕。
朱元璋深知，对待宗室，尤其是秦王这样的硬骨头，必须软硬兼施，且要有足够的耐心。他一面继续对秦王府进行“温水煮蛙”式的限制与监察，一面开始暗中物色、培植秦王世子朱尚炳以及秦王其他王子中较为恭顺、有才者，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扶持，从内部分化秦王府。同时，他也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光痕”提出的“移封”之策，寻找合适的时机与借口。
朝堂之上，新政带来的变化逐渐显现。户部因边市税收和清丈出隐田而增加了收入；兵部因边防压力减轻和获得良马而喜忧参半（喜在压力减，忧在军功机会少）；吏部则因加强对藩王属官及地方官员的考成而权力有所加强。朝臣们开始适应并利用新的规则，精明者甚至能从新政中找到上升的阶梯。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其参与政务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增加，且因其对新政的理解与温和推行态度，赢得了越来越多务实官员的拥护。
最让朱元璋感到欣慰的，是太子朱标的身心状态。每月朔望的“气引”尝试，效果似乎超出了预期。朱标不仅气色红润了许多，精力也更加充沛，处理政务时思路清晰，决断力似乎也有所增强。父子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隐秘的“共同仪式”中，也变得比以往更加亲近、默契。坤宁宫那边，马皇后虽然依旧昏迷，但脉搏和呼吸的“稳定”本身，已经成了支撑朱元璋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之一。
这一切变化，都让朱元璋对那个“十日之约”背后的“朱高煦”，心情越发复杂。警惕丝毫未减，但认可与依赖，也在不知不觉中滋长。对方提供的“先见之明”，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洪武朝的面貌，也似乎在改变着“天命”的轨迹。
约定的日子，终于到了。
子时，坤宁宫偏殿。
一切如上次般布置。两份诏书并置，白垩粉画出界限。朱元璋、宋濂、以及暗处的毛骧等人，再次屏息以待。
这一次，没有等待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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