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里组织的南方考察团规格果然不低，带队的是发改委一位分管高新技术的副主任，成员除了像陈默这样来自各地市开发区的实干派，还有省科技厅、工信厅的处长们，以及几位来自高校和智库的专家。第一站，直指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飞机落地，湿热的海风扑面而来。来接机的是深圳当地开发区管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姓刘，四十出头，精明干练，握手时力道十足。
“欢迎各位领导来指导工作！”刘主任笑容热情，但眼神里带着一种见惯了大场面的从容。
去酒店的路上，刘主任坐在副驾，侧过身子介绍情况，语速很快：“我们这边啊，不像内地，土地资源紧张，所以招商选资格外看重‘亩产效益’。现在是盯着全球价值链高端，重点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硬科技。营商环境嘛，说白了就一句话——‘有事服务，无事不扰’。”
陈默坐在后排，认真听着，心里暗自对比。江州还在为守住产业用地跟人拍桌子，这边已经进入精耕细作阶段了。
第二天参观当地一家知名的芯片设计公司。现代化的办公园区，随处可见穿着随意、步履匆匆的年轻工程师。公司副总裁亲自接待，在展示厅指着最新发布的AI芯片介绍：“我们这款芯片，算力密度比国际大厂同类产品还高百分之十五，已经打进了几家顶级手机厂商的供应链。”
参观完展厅，又去看研发中心。隔着巨大的玻璃墙，能看到里面工程师们正在紧张调试设备。带队的那位省发改委副主任饶有兴致地问：“你们这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多少？”
“去年是百分之二十八。”副总裁回答得很干脆，“在我们这行，不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很快就会被淘汰。我们不怕烧钱，就怕方向错，或者人才跟不上。”
陈默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们的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怎么样？怎么应对被挖角的风险？”
副总裁笑了笑，带着几分自信：“挖角？难免的。但我们不怕。一是我们给的待遇和期权在行业内有竞争力；二是我们这平台能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很多小公司给不了；第三嘛，”他顿了顿，“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业限制体系，想带着技术走，代价会很大。”
这话让陈默心里一动。江州之前吃亏，就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业限制的执行上不够硬气。
下午参观一个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平台负责人介绍，他们不仅为企业提供先进的仪器设备共享服务，更关键的是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针对共性技术难题进行联合攻关。
“我们扮演的是‘经纪人’和‘催化剂’的角色。”负责人打了个比方，“政府投钱建平台、买设备，但具体研发什么，由市场说了算，由参与的企业共同决定。出了成果，知识产权清晰分配，谁投入多，谁贡献大，谁就受益多。”
陈默仔细翻阅着平台的项目清单和合作模式介绍，这比他之前在江州构想的要更加成熟和市场化。他拉着平台负责人员仔细问了半天运营细节、经费来源和利益分配机制。
晚上考察团内部开交流会，气氛活跃起来。来自不同地市的干部们纷纷感慨。
“看看人家的魄力，一个平台投入就是几十个亿，我们那挤点研发经费都难！”
“关键是机制活，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引导市场力量。”
“他们这营商环境是真到位，企业办事方便，政府服务意识强。”
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个来自传统工业城市的干部叹气道：“好是好，但咱们学不了啊。人家财政实力雄厚，高端人才聚集，我们那传统产业转型都困难重重，哪有余力搞这些高精尖？”
省发改委副主任听了，敲敲桌子：“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叹气的！是让你们开眼界，找差距，更要找思路！深圳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他们有的条件我们可能没有，但他们敢闯敢试、服务企业的精神，总可以学吧？他们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的模式，总可以借鉴吧？”
陈默一直没怎么发言，默默听着，记着笔记。王建辉处长坐在他对面，偶尔看他一眼，也不说话。
第三天，考察团拜访深圳市发改委。在一个小会议室里，深圳发改委的一位处长介绍了他们在产业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布局、尤其是应对外部技术封锁方面的经验和思考。
“我们现在搞产业政策，不再是简单的给钱给地，”那位处长语气沉稳，“更多的是构建生态，疏通堵点。比如，我们发现某个关键材料被卡脖子，就会主动去梳理国内可能的供应商，组织应用方和研发方对接，甚至在前期通过政府基金进行风险投资，扶上马送一程。”
他举了个例子：“之前我们一款重要芯片的封装材料依赖日本进口，价格高还随时可能断供。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撮合了一家本地材料研究所和两家封装测试厂，联合攻关了大半年，终于实现了替代，成本降了三分之一，供应链也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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