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墙名单贴出去的头一天晚上，巡抚衙门的偏厅灯火亮了一夜。陈野蹲在太师椅里啃第一百一十一块豆饼——是红姑用新收的秋豆现磨现烙的，豆香扑鼻。他边啃边看栓子带人清点送来的东西：银子、铜钱、地契、房契、甚至还有几箱子古董字画，在烛光下堆了半屋子。
赵老憨拿着本册子，一笔笔登记：“朱氏盐行，退赃银三千两，铜钱五百贯，城外田庄一处……”
“田庄折价多少？”陈野问。
“按市价，约值两千两。”赵老憨顿了顿，“但庄子里还有三十多户佃农，朱家说……一并交给衙门处置。”
陈野咧嘴：“佃农是活人，不是货物。告诉朱胖子，田庄充公，佃农愿留的，按合作社佃户章程重新签契约；不愿留的，发遣散费。钱从他退的赃银里扣。”
正说着，门外传来响动。狗剩领着个人进来——正是胡老。老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绸衫，手里捧着个木匣，见陈野，躬身：“陈大人，老朽……来退赃。”
陈野没起身，就蹲在椅子里：“胡老板，单子上记着您五年交了‘码头费’六百两，对吧？”
“是。”胡老打开木匣，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银锭，“这是六百两，请大人查验。”
陈野让赵老憨称了，足秤。他这才跳下椅子，走到胡老面前：“就这些？”
胡老一愣：“账上……就这些。”
“账上是六百两。”陈野从怀里掏出另一本册子——是漕帮吴大勇交出的私账，“但吴大勇记着，去年八月，您单独送了他五百两，求他‘关照’您运盐的船队，遇查放行。这笔，没记在公账上。”
胡老脸色白了：“那……那是私下人情……”
“人情？”陈野笑了，“人情能让本该查验的盐船免检？能让掺了沙的次品盐顺利出港？胡老板，您这‘人情’，值五百两盐工的血汗钱。”
他坐回椅子，继续啃豆饼：“这样，公账六百两，我收下。私账五百两，您自己看着办——是现在补上，还是等明天名字刻上砖墙，让全杭州人都知道您胡大善人背地里干的勾当？”
胡老手抖了，良久，从怀里掏出张银票：“这……这是通德钱庄的票，五百两，全国通兑。”
陈野接过，对着烛光照了照：“真的？”
“千真万确！”
“成。”陈野把银票递给红姑，“记上——胡氏盐行，退赃银一千一百两。其中六百两入公账，五百两……单独记账，专款专用。”
胡老不解：“专款……专用？”
“用来修杭州城外的官道。”陈野咧嘴，“路修好了，立个碑，刻上捐款人姓名——您这五百两，够刻个头名。到时候百姓走在平坦路上，都得念您胡老板的好。这比您花钱买‘关照’，体面多了吧？”
胡老愣了，随即眼眶红了，深深一躬：“陈大人……老朽惭愧。”
第二天，巡抚衙门前的小广场上摆开了阵仗。正中放着一杆特制的大秤——秤杆是硬木的，足有一丈长，秤砣是实心铁疙瘩，五十斤一个。秤旁三张桌子：一张收银，一张记账，一张开收据。
陈野蹲在衙门口台阶上，面前摆着个箩筐，筐里是还温乎的豆饼——第一百一十二块到一百二十块，是给来退赃的人准备的早点。
头一个来的还是朱胖子。他带着三个伙计，抬着两个箱子，吭哧吭哧放到秤前。开箱，是白花花的银锭。
“朱氏盐行，退赃银三千两，铜钱五百贯，田庄一处折价两千两，合计五千五百两。”红姑念账册。
陈野点头：“过秤。”
赵老憨带人把银子装箱，一箱箱挂上大秤。秤杆高高翘起，围观百姓啧啧称奇——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公开称重。
称完了，陈野招手让朱胖子过来，递给他一块豆饼：“朱老板，吃点。退赃是辛苦活，别饿着。”
朱胖子愣愣接过，咬了一口，豆饼粗糙，但实在。
“银子我收了，”陈野说，“田庄的地契、佃农的名册，三日内交到衙门。晚一天，利息一成。”
“是是是。”朱胖子连连点头。
“还有，”陈野指了指秤，“这秤，以后就放在这儿。谁再来退赃，都这么称——公开、透明、一斤一两不差。省得有人说我陈野中饱私囊。”
朱胖子抱着豆饼退下。后面排队的盐商、涉案小吏、甚至两个杭州府的低级官员，都默默看着那杆大秤，有人已经开始擦汗。
退赃进行到第三天午后，市口那面砖墙前围的人越来越多。黄纸名单旁多了个日晷——是陈野让人摆的，影子指向申时三刻。
栓子站在墙前，手里拿着凿子和锤子，旁边摆着一盆清水、一块新烧的青砖。砖上已经刻好了三个名字：吴大勇，朱xx，王xx——是前两天没来退赃的两个人，一个盐商，一个县衙主簿。
“申时三刻到——”栓子高喊，“未退赃者，砖上刻名，公示三年！”
人群中一阵骚动。有个中年汉子挤出人群，扑到墙前：“等等！我退！我现在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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