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税折银”的告示张贴尚不足半月，其引发的涟漪尚未在三县田地间完全扩散开，一场酝酿于高墙深院、书斋雅舍之中的风暴，已携着更加“正统”、更加“冠冕堂皇”的声势，向着南京，向着北京，汹涌袭去。
反击的策源地，选在了南京国子监。这座大明留都的最高学府，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所在，更是江南士林清议的重要风向标，其祭酒、司业、博士等学官，往往兼具学者与在野政治人物的双重色彩，影响力不容小觑。现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姓钱名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乃是东林党魁，文坛领袖，天下士子仰望的人物。其政治生涯虽有起伏，但在江南士绅中威望极高，一言一行，足以牵动无数人心。
新政触及的，不仅是具体的经济利益，更是士绅阶层赖以生存的特权意识和地方话语权。江宁、上元、句容三县的士绅头面人物，经过数日的紧张串联与密室谋划，最终将一份精心炮制的“民情”与“利害分析”，通过层层关系，递到了钱谦益的案头。
起初，钱谦益对此事并未过多在意。他宦海沉浮多年，深知赋役之事牵扯极深，非轻易可动。陈子龙虽是他的晚辈，也曾是复社中活跃人物，但毕竟年轻，骤然获得东宫青睐，在南京行事有些孟浪，在他看来不足为奇。然而，当看到那份由三县数十位有功名、有田产的士绅联署的陈情书，以及附上的、对新政条文的逐条批驳后，他的眉头渐渐蹙紧了。
陈情书写得极有水平，避开了直接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庸俗，而是高高举起了“祖制”、“民瘼”、“国本”三面大旗。
其一，指斥新政“变更祖制，紊乱朝章”。认为太祖高皇帝定下的“实物征收、里甲催解”之法，乃是用心深远，符合“农为本”之国策，且里甲之制体现了“乡绅治乡”的仁政精髓。如今贸然改为“折银”、“官收”，是舍本逐末，动摇国基，且极易导致“银贵谷贱”，伤及农本。
其二，渲染新政“实则虐民，名曰苏困”。声称“清丈田亩”实为官吏下乡、骚扰地方、借机勒索之借口；“折银定额”看似固定，实则将各种临时加派固化，加重百姓负担；“官收官解”剥夺了地方士绅襄助朝廷、体恤乡邻的“义举”，反使胥吏权力坐大，鱼肉百姓更甚。文中还列举（或编造）了若干“听闻”，如某县衙役借清丈之机强夺民田边界树木，某户因无法凑足银两而被锁拿羞辱等等，描绘得绘声绘色。
其三，最狠的一招，直指推行者陈子龙及其背后势力“结交近幸，妄行操切，迹近专擅，有违人臣之道”。暗示陈子龙以“东宫旧人”身份，在江南擅作威福，所用非人（指那些身份神秘的“核算人员”和“执行力量”），行事酷烈（援引王主事案例），已引起“物议沸腾”、“民情汹汹”。若不制止，恐非江南之福，亦有损东宫清誉，动摇“国本”（储君声誉）。
这份陈情书，既有“大义”撑腰，又有“民情”渲染，更隐含着对权力越界的警告，可谓攻守兼备，极具杀伤力。它成功地将一场触及具体利益的赋税改革争论，提升到了维护“祖制”、体恤“民瘼”、扞卫“国本”的政治高度和道德层面。
钱谦益抚须沉思良久。他与陈子龙有旧，亦知太子在京作为颇有不凡之处，本不欲轻易介入。但此事牵涉太广，江南士绅几乎同气连枝，联名陈情已到面前，他若毫无表示，不仅会得罪这些地方实力派，也可能被士林清议指摘为“坐视酷政，有负斯文”。更重要的是，陈情书中对“结交近幸”、“迹近专擅”的影射，触动了他作为传统士大夫对宦官、幸臣干政的深层警惕与反感（尽管陈子龙并非此类，但这种联想足以产生影响）。
最终，钱谦益提笔，在一封给在京友人的私人信件中，以议论时政的口吻，含蓄地表达了对江南新政“恐有操切之嫌”、“需防胥吏借机滋扰”、“祖宗成法不可轻废”的忧虑，并提及“闻地方士绅颇有不安”。这封信，很快便通过其庞大的人脉网络，传到了北京一些官员的耳中。
有了钱牧斋的微妙态度作为背书，南京乃至江南反对新政的士绅们士气大振。他们不再满足于私下串联和向钱谦益陈情，开始公开活动。南京六部一些与士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尤其是户部、工部中下层官吏），或在酒宴茶肆“无意”中流露出对新政的担忧；或在与同僚的闲谈中，散布些“县衙为收银两，逼迫百姓卖儿鬻女”的谣言；更有甚者，开始暗中收集三县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任何一点瑕疵、纠纷，甚至刻意制造一些小麻烦，然后加以夸大渲染。
很快，一股针对“亩税折银”新政及推行者陈子龙的舆论暗流，在南京官场和士林间悄然形成、扩散。其核心论调便是：陈子龙年少气盛，为讨好东宫，在江南行苛政酷法，虐民扰民，动摇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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