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户部后堂那间存放《天下赋役全书》雕版的库房里，陈年桐油和朽木混杂的气息浓得化不开。当户部尚书王直用黄铜钥匙打开最里间那口包着铁角的樟木箱时，箱盖掀起的风竟带出了几十片碎裂的木屑——那是《万历十五年江南税赋则例》的雕版，版心处“每亩科米三升三合五勺”的阳文还清晰可辨，但版侧已经裂开了蛛网般的细纹，轻轻一碰，便有碎渣簌簌落下。
“这是成化元年刻的版。”王直的声音有些发哑，他拿起一片较大的碎片，对着窗外昏光细看，“用了不到三十年，就朽成这样。不是木头不好，是翻刻的次数太多——每改一次税则，就要在原版上刮掉重刻，刮得深了，木头就薄了；刮得浅了，新字叠在旧字上，印出来便是鬼画符。”他放下碎片，指向库房里一排排同样的木箱，“各省府州县，都有自己的则例版。江西的版说一亩科米三升，湖广的版说三升二合，南直隶的版又说三升五合。看起来差得不多，可天下田亩何止亿兆？每升每合，都是百姓的血汗，都是国库的根基。”
其其格蹲在库房角落，正小心地翻阅着一摞已经粘连成块的《州县实征底册》。小丫头用竹刀轻轻分开两页，就着油灯光辨认上面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嘉靖三年，苏州府吴江县，上田一亩实征银一钱二分，米一斗二升；中田征银八分，米八升；下田征银五分，米五升……”她翻过几页，眉头渐渐皱起，“可同一本册子里，常熟县的上田，却征银一钱五分，米一斗五升。两县相邻，田亩相似，为何税额差了三成？”
“因为常熟县的雕版是弘治年间刻的，吴江县的是正德年间刻的。”程允执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臣裹着一身秋寒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卷刚从通政司调来的《地方赋税奏议》，“弘治年米价低，所以税额折算的银钱少；正德年米价涨了，税额却还按旧例，地方官为了完成定额，只能在银钱上加码。加了多少，全看当年知府与户部如何讨价还价。”
真正的混乱在三日后户部大堂的“税赋核验会”上暴露无遗。来自十三省布政使司的户房主事们，各自抱来了本省的《赋役全书》和《实征黄册》。当这些册籍在大堂两侧的长案上摊开时，连见多识广的程允执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江西的册子用靛蓝布面，内页是细腻的棉纸，税额条目清晰，每项后面还附有简单的说明：“此项为洪武旧额”“此项为永乐年间增科”。而湖广的册子却是粗糙的麻纸，墨迹深浅不一，许多地方有涂改痕迹，边缘还贴着写了小字的纸条。最离谱的是云南的册子，居然用了三种不同的计量单位：有的田亩按“架”计（当地一种以牛耕一日所犁面积为单位的土法），有的按“亩”计，有的干脆只写“一份”，后面跟着个模糊的银钱数。
“诸位，”程允执环视堂下那些或坦然或局促的地方官员，“本官只问一句：若今日朝廷要核查天下田赋总额，依据哪一本册子为准？”
堂内一片死寂。半晌，江西布政司的户房主事小心翼翼道：“当以各省呈报户部的《岁入奏销册》为准……”
“可奏销册上的数，又是从何而来？”程允执追问。
“从……从各府州县上报的数汇总而来。”
“各府州县上报的数，又从何而来？”
问题像剥洋葱般一层层剥下去，最后剥出的真相令人心惊：所谓“天下田赋”，竟是一笔从洪武年间开始，经过无数次地方变通、临时加派、灾荒减免、胥吏篡改后，早已面目全非的糊涂账。朝廷每年收到的税额，不是根据真实的田亩数和统一的税率计算出来的，而是各省府州县在“去年税额”的基础上，加减讨价还价后的结果。
“这就好比草原上各部落向大汗献马。”伯颜帖木儿作为理藩院代表列席会议，他的比喻总是直白而锋利，“有的部落按实有马匹数献十分之一，有的部落却按‘传统定额’献——哪怕马群已经病死大半，还是献那么多马。结果就是马多的部落越来越富，马少的部落越来越穷，最后穷部落只能逃散或叛乱。”
深秋的文华殿议事上，程允执呈上了那份准备了整整三个月的《税制归总疏》。疏文开头没有繁文缛节，直接列出了三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其一，天下田亩，在册者八千四百万亩，而各地实际耕作之田，据工部近年勘测，至少在一亿两千万亩以上。近四千万亩“隐田”不纳税，税赋全压在在册田亩上。
其二，同一等则的田亩，税额最高者（苏州府上田）与最低者（延安府上田）相差五点七倍。并非苏田肥沃如斯，而是税则混乱所致。
其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赋，约三成是朝廷正税，七成是各种“加耗”“火耗”“脚费”“贴解”等杂派。而这些杂派，大多没有明文规定，全凭地方官和胥吏操纵。
“陛下，太子殿下，”程允执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臣非不知，税制乃国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然今日之税制，已如一件百衲衣，补丁叠补丁，早已看不出原貌。若再修修补补，不过是在破洞上再打补丁。臣请——做最后一次修补，将这件百衲衣拆开，重新量体裁一件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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