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栖霞山麓那座敕建于洪武三年的“护国栖霞禅寺”,在大雄宝殿第三次大规模修葺工程的脚手架丛中,散发出新鲜桐油与百年朽木混合的古怪气息。当工部营缮司主事吴敬推开偏殿那扇虚掩的“功德库”柏木门时,正看见三个执事僧围在一口敞开的铁皮功德箱前,用特制的长柄银勺,从箱底舀出已经板结成块的铜钱——那些钱币被香客投入时还散着,但经年累月的香灰、烛泪、潮气侵蚀,此刻已经粘连成整块的、类似矿物的怪异凝结物,需要用锤子才能敲开。
“这是正统八年至今的香火钱。”监寺和尚空明双手合十,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饰的窘迫,“按寺规,功德钱需满三年方能动用。可这些年……香客少了,钱也少了,修殿的工匠却要现银结账。”他指了指殿外那些陈旧的脚手架,“这些木头,有些还是宣德年间那次修殿时用过的,已经蛀空了。”
伯颜帖木儿蹲在功德箱旁,蒙古贵族用手指刮下一点钱币上的凝结物,放在鼻尖闻了闻。“草原上的牧民捐给寺庙的奶豆腐和酥油,如果堆久了不吃,也会这样结成硬块,还会生虫。”他抬起头,“但这箱子里的钱……似乎不止三年。最底下的那些铜钱,穿钱的麻绳已经霉烂成泥了。”
其其格带着户部清吏司的书办,正在核对栖霞寺近三十年的《田产契册》。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册上记载该寺拥有“永业田”八百亩,但附列的《佃户名册》上,实际耕种这些田地的农户却有二百三十七户,按每户平均佃种五亩计算,实际田亩数应在一千二百亩以上。
“多出来的四百亩,”她指着册页上几处明显被涂改又重写的田契编号,“是寺产还是私产?如果是寺产,为何不在正册登记?如果是私产,又是谁的?”
真正的症结在三日后南京礼部衙门的“寺院清查会议”上浮出水面。被召集来的七所大寺院的方丈、监寺们,每人面前都摊着一份本寺的《资产自查呈文》。栖霞寺的空明和尚第一个开口,说的却是所有寺院的共病:
“大人明鉴。寺庙田产,确有不实之处。但非贫僧等有意隐匿,实是……实是百年积弊。”他翻开一本泛黄的《栖霞寺沿革录》,“洪武年间敕建时,太祖赐田五百亩。永乐年间,有信众捐田三百亩,此为正册所载八百亩之由来。然正统之后,地方豪绅为避田赋,常将自家田产‘寄献’寺中——田还是他们种,收益还是他们得,只是名义上归了寺庙,便可免去税赋徭役。”
旁边鸡鸣寺的方丈接口道:“更有些孤寡老人,临终前将薄田捐给寺庙,求个死后超度。这些田,寺庙收了,却无力耕种,往往又转佃给原主亲属,只收微薄租粮作为香火钱。年深日久,账目就乱了。”
程允执作为钦差,静静听着这些辩解。他知道,这不仅是账目问题,是整个寺院经济在百年膨胀后,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既承载着信仰和慈善,也庇护着逃税和兼并。
“本官查了南京各寺的《度牒簿》。”程允执翻开一本厚厚的册子,“洪武年间,栖霞寺在册僧众八十三人;到正统十四年,增至二百四十七人;而今年核查,实际住在寺中的,只有一百零九人。那一百三十八个‘空名僧’的度牒,去哪了?”
堂上一片死寂。度牒是僧人的身份证明,持有者可以免除徭役。许多寺庙私下贩卖空名度牒,让富家子弟挂名出家以避税役,这是公开的秘密,但从无人敢在正式场合捅破。
“还有香火钱。”程允执继续道,“各寺都说香客少了,钱少了。可本官派人暗查了各寺门前的香烛铺、素斋馆、法物流通处——这些店铺多是寺庙的产业,或是僧人亲属经营。去年一年,仅栖霞寺前的十间铺面,租金收入就达三千两。这些钱,进了谁的腰包?”
空明和尚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忽然离座跪地:“大人……贫僧有罪。但寺庙也有寺庙的难处。僧人要吃饭,殿宇要修缮,还要施粥济贫、收埋无名尸、做法事超度……这些都要钱。朝廷的供养银早就不够用了,不想办法,寺庙就维持不下去啊!”
这话道出了实情。自正统年后,朝廷财政吃紧,对寺院的供养银逐年削减,许多寺庙确实需要自谋生路。但问题在于,这种“自谋生路”已经失控,变成了与国家争利、与民争食的庞然怪物。
三日后,程允执在南京紫禁城武英殿偏殿(皇帝南巡时的理政处)召集了更高级别的会议。与会者除了礼部、户部官员,还有南京守备太监、应天府尹,以及几位致仕的老臣——他们中有人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
“今日议一件事:如何既让佛门清净,又不让寺庙成为藏污纳垢之地。”程允执开门见山,“本官有三条思路,请诸位参详。”
第一条是“度牒实核制”:所有在册僧尼,需每三年重新登记,由官府派人实地核验。凡长期不在寺者,注销度牒;凡私自买卖度牒者,买卖双方皆以“规避徭役”论罪。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