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镇城北六十里外的“杀虎口”边墙烽燧下，那片去年春天新拉的铁丝网墙，在塞外初秋的寒风中发出细碎而持续的颤音。当值戍的老卒赵铁柱提着灯笼巡夜时，正看见铁丝网最北段的几根铁桩已经歪斜，网眼上挂着几缕深褐色的羊毛——不是常见的绵羊毛，而是质地粗硬的山羊毛，毛根处还沾着已经发黑的血渍。
“这是三天前挂上的。”赵铁柱用刀尖挑起羊毛，凑到灯笼下细看，“你看这血，不是新鲜的。挂网的人受了伤，但没停，硬扯过去的。”他转头对身后的哨长说，“而且这羊毛……是鄂尔多斯那边的品种。咱们这边归附的蒙古部落，养的都是绵羊。”
伯颜帖木儿蹲在歪斜的铁桩旁，蒙古贵族的手指抚过铁桩根部新鲜的泥土翻动痕迹。“不是马踏的，”他低声说，“是人用手摇松的。至少四个人，轮流摇了半个时辰。”他站起身，望向铁丝网外那片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草场，“草原上狼群要偷袭羊圈前，会派最瘦小的狼从铁丝网下挖洞钻进去，试试动静。如果一夜过去没被发现，大狼群才会来。”
消息在午前传到得胜堡时，杨洪正在校场检阅新到的“鸟嘴铳”。这位老将接过赵铁柱呈上的那几缕山羊毛，放在鼻尖闻了闻——除了血腥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草原上特有的艾草熏烟气味。
“艾草熏过的羊毛，”杨洪的脸色沉了下来，“是长途行军时用来防虫的。看来不是小股游骑，是有备而来的大队人马。”他立刻召来亲兵，“传令：烽燧加双岗，所有铁丝网墙每两个时辰巡查一次。还有——”他顿了顿，“让归附的蒙古部落头人，一个时辰内来堡内议事。”
其其格带着兵部新派的“边情记录官”正在整理得胜堡近年来的《预警日志》。小丫头翻开最新一页，上面记录着过去三个月边境的异常：七月，有牧人报告草场北缘发现陌生的马蹄印，不是蒙古马的小蹄印，而是西域大马的宽蹄印；八月，互市上有商贩说，喀尔喀那边的皮货商人突然不再来交易了；九月，也就是现在，铁丝网被破坏，挂上了鄂尔多斯山羊毛。
“这些单独看都不算什么，”她在整理报告中写道，“但连在一起，就像散落的珠子被一根线穿起来了。那根线……可能是我们还没看见的东西。”
真正的警示在午后到来。从宣府方向驰来的传令兵浑身是汗，马匹嘴边泛着白沫。他带来的不是文书，而是一枚箭簇——典型的瓦剌制式，但箭杆上刻着一行蒙文：“阿噶多尔济”。
“这是三天前，宣府北面三十里的黑山墩被袭时留下的。”传令兵喘息着说，“来了大约两百骑，不抢不杀，只是射了一轮箭，把墩台上的旗杆射断就走了。箭上都刻着这个名字。”
伯颜帖木儿接过箭簇，手指摩挲着那行蒙文。良久，他缓缓吐出一口气：“阿噶多尔济，是也先的幼子。正统十四年他才十岁，现在……该二十五了。”他抬起头，“草原上有个规矩：父亲死时儿子年幼的，等儿子长到能拉开祖传的弓时，必须为父报仇。否则，整个部落都会瞧不起他。”
杨洪立刻铺开九边舆图。黑山墩在宣府北，杀虎口在大同北，两地相距四百里。“如果是同一股势力，三天内奔袭四百里……”他用手指在图上画了一条弧线，“说明他们的马匹休息得很好，补给也很充足。这不是散兵游勇能做到的。”
程允执在北京接到六百里加急时，正在文华殿与太子商议江南漕运改制的事。信是杨洪亲笔，字迹潦草但条理清晰：一、确认阿噶多尔济已集结旧部，兵力约五千骑；二、其活动范围西起甘肃嘉峪关外，东至辽东广宁卫，南北跨度千里；三、最关键的判断——“彼非欲攻城掠地，乃欲毁我边市、断我互信，使归附部落动摇”。
“这是钝刀子割肉。”程允执将急报递给太子朱见深，“不跟咱们正面决战，专挑边市、驿道、墩台这些软处下手。杀几个商贩，烧几车货物，射断几根旗杆……事情不大，但次数多了，边境人心就会乱。”
朱见深接过急报，年轻的太子眉头紧锁。这是他监国以来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边境危机。“程先生以为，该如何应对？”
“双管齐下。”程允执早已深思熟虑，“一面，令九边各镇加强戒备，但不得轻易出塞追击——以免中埋伏；另一面，立刻派使者联络归附的蒙古各部，重申朝廷‘市赏’，同时……”他顿了顿，“可以让伯颜帖木儿私下传话：凡提供阿噶多尔济行踪者，赏；凡助其藏匿者，连坐。”
这时，张辅拄着拐杖走进了文华殿。这位老将虽已致仕，但按皇帝病中的嘱托，每逢边关急报必至。他听完程允执的分析，缓缓摇头：“还不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阿噶多尔济敢这么干，背后一定有人支持。”张辅的眼中闪着老猎人般的光，“瓦剌分裂后，大部分部落归附了朝廷，但还有一小部分逃到了漠北深处。那些人，不会甘心一辈子吃风沙。”他走到舆图前，手指点向漠北，“我若是阿噶多尔济，会先派人联络这些残部，许以重利：只要帮我骚扰明朝边境，将来夺回草场，分你们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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