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太液池西南角那座叫作“澄晖堂”的偏僻殿阁，在深秋的雨夜里只有檐角一盏孤零零的气死风灯还亮着。当程允执推开那扇已经有些歪斜的柏木门时，扑面而来的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新刨木屑与陈年灰尘的古怪气息——那是最近才有人来打扫过，却又刻意保持原状的痕迹。
“这里，”皇帝的声音从殿阁深处传来，带着雨夜特有的空灵感，“是仁宗皇帝还是太子时，偶尔读书静思的地方。朕小时候，曾随祖父来过一次，记得最深的是……”他顿了顿，“是藻井上那圈木雕的经文。”
程允执抬头望去。在昏黄的灯光下，藻井确实刻着一圈梵文，但年深日久，金漆剥落，只留下深深浅浅的刻痕。“陛下召臣等来此，想必不是为看藻井。”
殿阁里已经坐了六个人。于谦、商辂、伯颜帖木儿都在，还有三位程允执没想到会出现在此的人：一位是已致仕多年的前户部尚书王直，须发皆白，但眼神依旧锐利；一位是锦衣卫指挥使樊忠，穿着寻常的褐布直裰，完全没有平日飞鱼服的威仪；最后一位竟是位老宦官——司礼监随堂太监金英，正统年间因得罪王振而被排挤，后来被皇帝暗中保全，在宫中做些管理旧档的闲差。
七把椅子围着一张普通的榆木方桌，桌上没有茶具，只有一盏油灯，灯下压着一本薄薄的、封面无字的册子。
“坐。”皇帝自己坐在主位，示意程允执坐在他左手边空着的椅子，“今夜叫你们七人来，是要立一个永远不会见于史册的约定。”
雨声敲打着窗纸，衬得殿内格外寂静。金英公公佝偻着身子，将油灯的灯芯拨亮了些，火光在七张脸上跳动。
“朕这些日子，常想起宣德年间的一桩旧事。”皇帝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那时朕还是幼童，随祖父去南京。某夜宫中走水，火势不大，但值守太监惊慌失措，竟忘了该先救哪个殿、先移哪些典籍。若不是一个老尚膳监的太监记得《永乐大典》存放的精确位置，及时带人抢出最珍贵的几箱，损失将不可估量。”
他环视七人：“朝廷也是一座大宅子。平日有管家（内阁）、有护院（兵部）、有账房（户部），各司其职。可若突然起了大火——不是真的火，是比如新君年幼、权臣擅权、边关生变、天灾肆虐同时发生——那时候，该由谁来告诉慌乱的人们，该先救什么、该先保什么？”
于谦沉声道：“陛下已立顾命之制，又有《中兴法典》为纲……”
“制度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是治常情，不治突变。”皇帝打断他，“朕要的，是一个在制度完全失灵时，还能启动的‘最后开关’。”他翻开桌上那本无字册，第一页只画了一个简单的七边形，每个角上写着一个字：文、武、谍、财、礼、边、宫。
“这七个字，对应你们七人。”皇帝的手指在七边形上缓缓移动，“程允执——文，掌内阁票拟、法典解释；于谦——武，掌兵符调动、边军制衡；樊忠——谍，掌锦衣卫密报、监察百官；王直——财，掌国库密账、应急钱粮；商辂——礼，掌舆情引导、士林风向；伯颜帖木儿——边，掌蒙汉联络、边情预警；金英——宫，掌内廷稳定、皇家印信。”
每个人都看着自己对应的那个字。樊忠的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了。
“你们七人，互不知晓彼此在此的身份。”皇帝继续道，“平日各司其职，绝不联络。唯有三种情况同时出现时，这个‘七边形’才需启动：其一，新君登基未满三年；其二，内阁首辅与兵部尚书意见相左且无法调和；其三，锦衣卫与东厂同时报告‘京城有异动’。”
程允执倒吸一口凉气。这三个条件，几乎涵盖了所有最危险的权力交接期可能出现的乱象。
“如何启动？”于谦问出了关键。
皇帝从怀中取出七枚特制的铜符，每枚只有拇指大小，正面刻着“急”字，背面则刻着七人各自对应的那个字。“这些符，是朕让工部用铸炮的青铜余料，在深夜单独熔铸的。模具已毁，世间仅此七枚。”他将铜符逐一发到每人手中，“当那三种情况同时出现，且你们中任何一人判断‘已到万分危急之时’，便可携带此符，在每月的朔日或望日子时，独自来到这座澄晖堂。”
“来了之后呢？”商辂握紧了手中那枚刻着“礼”字的铜符，声音有些发紧。
“来了之后，”皇帝指向藻井，“看那里。”
众人抬头。在油灯光晕的边缘，能看见藻井中央有一块木板颜色略新。金英公公颤巍巍地站起，用一根特制的长竹竿，轻轻顶了顶那块木板。木板滑开，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从里面垂下一根细细的铜链。
“拉动铜链，”皇帝说，“藻井的机括会转动，露出七个小格，每个格里有一封朕亲笔写的密信。七封信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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