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玉河桥东岸的会同馆朝鲜使臣寓所,在暮春时节飘散着一种混合了松烟墨、高丽参和海运途中防蛀药草的特殊气息。当礼部主客司郎中捧着那封盖有朝鲜国王宝印的国书副本走进来时,正看见三名身着青缎褡护的朝鲜使臣跪坐在堂中,面前矮几上摊开着一幅泛黄的《东海疆理图》。图上,对马岛与朝鲜庆尚道海岸之间那片狭窄的海域,被人用朱砂笔反复描粗,墨迹层层叠叠,像一道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
“这是正统一年以来,倭船犯边三十七次的记录。”为首的朝鲜使臣李边声音沙哑,手指颤抖着指向图上一处处标记,“去岁九月,倭船十二艘突袭巨济岛,焚毁战船五艘,掳走边民一百二十三人。我王遣使责问日本室町幕府,其回书竟称:‘海商私贸,非幕府所遣’。”
礼部尚书接过国书副本,却没有立即展开,而是先看了一眼随行的通事官。那通事官会意,低声补充道:“倭国自足利义政继位后,幕府权威日衰,九州、濑户内海诸守护大名各自为政。劫掠朝鲜的,多是九州松浦党、对马宗氏等‘海侍’,幕府确实难以约束。”
伯颜帖木儿站在堂外廊下,目光越过使馆院墙,望向东南方向——那是大海的方向。蒙古贵族手中拈着一枚已经锈蚀的铜制“勘合符”,那是永乐年间明朝与日本贸易往来的信物,正面铸着“日本”两个汉字,背面是编号“武字柒佰叁拾肆号”。
“草原上两个部落争夺一处泉水,”他将勘合符举到阳光下,铜锈在光线里泛着暗绿色的斑驳,“如果泉水在甲部落的草场上,但乙部落的牛羊也要喝,通常的解决办法不是打仗,是请最古老的部落出面,划定喝水的时辰:日出到日中甲部落饮,日落到子夜乙部落饮。”他顿了顿,“但前提是,要有那个‘最古老的部落’。”
其其格带着礼部清吏司的书办,正在整理自洪武以来明朝与日本、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断层: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定期进行,日本商船持勘合符至宁波、福州互市,秩序井然;但正统之后,勘合贸易渐疏,最近一次日本遣明使来访,已是八年前。
“这八年里,”她指着一页空白记录,“日本没有正规商船来,但倭寇犯朝鲜、扰浙闽的记录,增加了四倍。”
真正的症结在第二日文华殿的廷议上浮现。当朝鲜使臣李边泣血陈情,恳请“天朝发王师,荡涤海岛,以靖海疆”时,兵部尚书于谦第一个反对。
“跨海征倭,非比陆战。”于谦的声音冷峻如铁,“永乐年间,太宗皇帝确曾命水师巡海剿倭,但那是在近海。若深入对马、九州,粮秣补给如何保障?战船能否抗住外海风浪?更关键者——征伐之后,倭国若分裂更甚,海寇蜂起,岂非治丝益棼?”
户部尚书也摇头:“去岁浙闽水灾,漕运改制,国库虽不至空虚,但支撑跨海远征,恐力有未逮。且征倭若旷日持久,九边军费必受影响。”
朝鲜使臣的脸色渐渐发白。他忽然伏地,额头重重磕在金砖上:“小邦不敢奢求天朝兴师动众,只求……只求天朝一纸敕令,使倭国幕府约束其民。若天朝不出面,倭寇视我朝鲜如无物,明年今日,恐巨济岛之事将再现!”
堂上一片沉默。程允执的目光投向皇帝——御座上的天子自始至终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听着。老臣知道,皇帝在等一个既维护宗主国威严、又不至将明朝拖入战争泥潭的方案。
“或许,”程允执缓缓开口,“可以不‘征’,而‘镇’。”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
“镇者,示之以威,慑之以力,导之以利。”老臣走到大殿中央那幅巨大的《大明混一图》前,手指点在日本列岛的位置,“倭寇之所以横行,一因日本国内乱,浪人、破落武士无以谋生,遂铤而走险;二因明朝与日本正规贸易中断,走私利厚,诱人犯禁。”
他转过身:“故臣有三策:一,以兵部名义,令辽东都司、山东都司、福建水师各抽战船二十艘,会于朝鲜全罗道沿海,举行‘联合巡海操演’。不需真开战,只需让倭寇看见大明的船帆。”
“二,重启对日勘合贸易。可遣使赴日本,面见足利将军,重申永乐旧约。告之:若幕府能约束诸大名、剿抚海寇,则明朝可恢复宁波、福州两市舶司,许日本商船持勘合符贸易。若不能……”程允执顿了顿,“则明朝将禁绝一切日本来船,并许朝鲜水师追剿倭寇至对马海峡。”
“三,在朝鲜设立‘海防协作司’。由明朝派员指导,助朝鲜整备水师、修缮烽堠、建立沿海预警体系。所需费用,明朝可借支部分,朝鲜分年偿还。”
堂中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于谦沉思片刻,道:“巡海操演可行,但需约束各船,不得先开火衅。重启勘合贸易……倭国如今能否找到永乐年间的旧勘合符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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