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器具再好，”周世安看着样品摇头，“也架不住地方官阳奉阴违。发下去十副步弓，他们用九副，留一副应付查验。真正的丈量，还是用自己那副动过手脚的旧弓。”
程允执的解决办法是“器具轮用制”。标准步弓不发给州县，而是由统计司专员保管。每次丈量前抽签决定用哪副弓，丈量后立即封存，下次换另一副。更关键的是，丈量时必须有受益农户在场监督，丈量结果需农户画押认可。
深秋，第一轮试点在松江府华亭县展开。统计司派来的三个专员，带着十副标准步弓、二十卷验龄图，在县衙前当众开箱。知县起初不以为意，直到专员宣布：本次清丈，所有数据公示七日，百姓可随时复查。
丈量第一日就出了事。某乡绅的五百亩“水田”，实际丈量只有四百三十亩，且其中二百亩根本引不到水，实为旱田。乡绅当场闹事，称步弓不准。专员不急不恼，让乡绅任选三副步弓，由他指定的人重新丈量。三次结果相差不足五亩——步弓是准的，不准的是他的田册。
更触目惊心的是丁口核查。某村上报成丁男子八十人，可验龄尺一量，十六岁以上的实有一百二十人。那四十个“消失”的成丁，多是佃户子弟，被地主隐报为“幼丁”，以逃避官府徭役，实际却在为地主做长工。
“原来人不只是人，”其其格在核查日志中写道，“还是可以藏起来的劳力。”
腊月，华亭县试点三个月的初步数据出炉。清出隐田一万二千亩，隐丁一千七百人。按此测算，仅此一县，朝廷每年损失的税赋就达白银两千两，徭役缺口折银一千五百两。消息传开，周边州县震动。
但更大的阻力在数据汇总环节。统计司要求各府县上报“原数”——即清查前的旧账数、清查后的新数、差异原因三项并列。许多州县只报新数，不报差异，试图掩盖历年虚报。
程允执的对策是“数据溯源”。每个上报数据必须附上原始丈量记录、丁口验龄画押、里长担保文书的三联单。统计司随机抽查，若三联单不全，该数据作废，州县官记过。
年关前，第一份《景泰三年全国统计简录》编纂完成。这本册子与以往迥异：不仅有总数，更有各府县的差异比较；不仅有现状，更有与洪武、永乐年间的增减对比；更前所未有的是，册末附了“存疑录”，列出三十七个数据异常州县，标注“待查”。
除夕前夜，程允执巡视统计司新设的“数据档案房”。巨大的青石屋里，樟木架上整齐码放着各地上报的三联单存根。其其格正带着宗学子弟，用新制的“校验算盘”复核数据——那是一种特制的大算盘，每档可记万位数，专为汇总大数据设计。
“程先生您看，”小丫头拨动算珠，发出清脆的响声，“浙江一省，清出隐田十八万亩。若全国都如此...”她没有说下去，但算盘上的数字已经惊心。
伯颜帖木儿站在档案房的石阶上，望着远处衙门悬挂的灯笼。“草原上部落会盟，每个头人都会报自己有多少人马。”他轻声说，“报多了，下次打仗要多出人；报少了，分战利品时就少分。所以报的数，往往是刚好够面子、又不伤里子的数。”顿了顿，“现在朝廷要的，是伤里子的真数。”
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与算盘珠子碰撞的脆响交织。那些刚刚被清点出来的田亩、丁口、物产数字，此刻正静静地躺在账册里，第一次摆脱了虫蛀、虚报、隐瞒的阴影，呈现出这片土地最接近真实的轮廓。虽然仍不完美，但已是这个古老帝国，在学会用数字而非笼统的“天下”“万民”来认识自己时，迈出的颤巍巍却坚定的第一步。而那些在灯光下被反复核验的三联单，那些在算盘上跳动的珠子，正将“实数”这个概念，一寸寸地刻进这个习惯了“大概”“约莫”的文明的骨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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