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聚宝门外刻书工坊的松烟墨气浓得能染黑吐出的气息，程允执站在“体”字的雕版前，看着老刻工陈三的手在颤抖。那双手握了四十年刻刀，指节粗大如竹节，此刻却悬在梨木板上空，刀尖迟迟不敢落下——因为版上那个“体”字，二十二划的繁体，老刻工已经刻坏三块版了。不是手艺不精，是眼睛花了，那些密如蛛网的横竖撇捺在昏黄的油灯下融成一片模糊的黑斑。
“这个字...这个月废了七块版。”陈三的声音带着哭腔，“程大人您看，‘骨’字边要细，‘豊’字边要匀，中间那十二个小横还得等距。一块版刻三天，刻坏一块，半个月工钱就赔进去了。”他颤巍巍捧起一块刻废的版，版上“体”字的右半部已经崩裂，“可书铺掌柜说，《洪武正韵》里是这个字，不能改。改了...就是‘俗字’，印出来要被人骂。”
伯颜帖木儿正蹲在工坊角落研究一堆刻废的边角料。蒙古贵族捡起一片梨木，上面是个刻了一半的“龟”字——笔画多得像龟背纹路。他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小块桦树皮，用炭笔在上面画了个简单的符号：“这是我们记‘龟’的法子。草原上没有龟，但商人带来过。老萨满画个圆壳，四只脚，一个头——三笔就成了。”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核对刚印出的《三字经》刻本。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现实：这本号称“童蒙必读”的书，全文千余字，却有二百多个字的笔画超过十五划。更麻烦的是，许多字在不同版本中写法不一——光是“为”字，她就找到了八种变体，有的多一撇，有的少一点，连蒙师都说不清哪个是“正体”。
“孩子们第一天认字，”国子监蒙学馆的老教谕叹息，“不是学字的意思，是先学怎么把笔画数清楚。‘龟’字十八划，‘龞’字三十二划——这些字他们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可蒙学就得学，因为这是‘正字’。”他翻开一本学童的描红本，上面满是墨团和哭痕，“许多孩子不是笨，是笔划太多，手太小握不住笔，眼睛看花了...”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奏请“整理简俗字，编纂《正字简表》”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当场昏厥。醒来后，老学士以头抢地：“程允执！文字乃圣人所造，一笔一划皆有深意！‘体’从骨，因身体以骨为干；‘礼’从示从豊，因礼者事神致福也！今日若妄加删减，岂不是斩断文脉，欺师灭祖？！”
“掌院大人，”程允执展开那本满是墨团的描红本，“圣人造字时，可曾想过七岁孩童的手，握不握得住二十二划的笔？”他顿了顿，“下官查过，自甲骨而钟鼎，而小篆，而隶楷，文字本就在简化。即便本朝，民间契约、药方、账本中，早就有简写——‘体’写作‘体’，‘礼’写作‘礼’，‘万’写作‘万’。这些字用了百年，可有人因写简字而不知其义？”
礼部侍郎反驳：“俗字乃市井之用，难登大雅之堂！若科举考卷出现简字，必当黜落！”
“那敢问侍郎大人，”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草原上教孩子认牧场的记号，是用复杂的部落图腾，还是用简单的石子摆箭头？文字就像路标——是让不认路的人看懂重要，还是路标本身画得精美重要？”
真正的阻力来自更深层的文化焦虑。有老臣连夜上书，称“若文字可随意简化，则经典将失本义，子孙将不识古书”。更有人煽动士林联名，称“此乃以夷变夏之始”——因为蒙古当年推行八思巴文，就是先“乱汉字”。
其其格带着学生做了一次实地调查。她们走访了刻书工坊、蒙学馆、市井账房，甚至街头代写书信的摊子。小丫头带回的发现令人深思：反对最激烈的，是那些已经精通繁体字的文人；而最欢迎简字的，恰恰是那些挣扎在识字边缘的人——工匠、商贩、妇人、蒙童。
“王记布铺的老账房说，”其其格在御前汇报，“他记账用简字三十年，从没记错过一笔账。可去年少东家接手，非要他改繁体，结果一个月错三回——因为看花眼了。”她顿了顿，“他还说：‘字是用的，不是供的。若供着好看，不如画幅画。’”
基于这些发现，程允执提出了渐进方案：不废繁体，但“承认简字合法”。具体分三步：先由翰林院整理民间通行百年的简俗字，编纂《简字谱》，注明每个简字的来源、用法、对应繁体；再选择五百个最常用的简字，编入《蒙学简本》，允许蒙馆试用；最后，在非正式的文书、账册、日常书写中，允许使用简字，但科举、奏章、典籍仍用繁体。
“不是要断了文脉，”程允执在士林集会上解释，“是要让文脉多一条支流——让更多人能淌进来。”
真正的难题在《简字谱》的编纂。翰林院的老学士们起初拒不合作，认为这是“自降身价”。程允执的办法是，让聚宝门刻书工坊的陈三带着一群老刻工，到翰林院现场刻版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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