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贡院明远楼下的考棚在百年梅雨中已经浸透了墨臭与霉腐的混合气息，程允执推开第七十六号考棚的栅门时，门轴断裂的木屑簌簌落进积水里，浮起一层油亮的墨色——那是无数届考生在此呕心沥血留下的墨迹，经年累月渗入木板，如今被雨水一泡，竟像尸体渗出的尸油。他俯身拾起地上一片发脆的纸角，那是某份被遗弃的“墨卷”残片，上面用工楷誊录着《孟子见梁惠王》的章句，但纸背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凑近细辨，竟是八股破题的十六种机巧口诀。
“这是‘夹带’的遗痕。”提调官提着灯笼照过来，昏黄的光在积水上晃动，“考生把范文写在纸背，夹在馒头里、缝在衣襟里、甚至塞在笔管里带进来。洪武年间搜检尚严，到永乐朝就松了，正统以后...”他苦笑，“大家都心照不宣：考的不是治世之才，是背书的功夫。”
伯颜帖木儿正在检视考棚角落那个用作马桶的破瓦罐。蒙古贵族用竹竿挑起罐底沉淀的秽物——除了粪便，竟有不少被撕碎的纸片，上面依稀可辨“子曰”“诗云”的字样。“草原上选猎手，要看眼神、臂力、骑术，还要看他能不能分辨风向和兽踪。”他将竹竿丢开，“可这里选官...考的是把圣人的话嚼碎了再吐出来的本事？”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整理历届“朱卷”——即考官选出的优秀答卷抄本。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令人心惊的规律：从永乐到正统的六十年间，所有中举的答卷，引用经典的范围越来越窄，从最初的诸子百家，到独尊程朱，到最后几乎千篇一律的“代圣人立言”。更诡异的是，有些答卷的破题、承题、起讲，句式雷同得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因为考官也只会看这些。”老教谕翻出一本发黄的《衡文标准》，“洪武年间的考官还重‘经世致用’，会问钱粮、问刑名、问边防。可到了宣德以后，考官多是翰林出身，自己就没理过政，只能看文章‘醇正’与否。于是考生就揣摩考官的喜好，考官又按前任的标准评卷...”他长叹一声，“这就好比酿酒，第一缸是醇的，后面每缸都兑点前缸的酒引，兑了一百年，味道还能正吗？”
真正的危机在审阅今年应天府乡试的预选名单时爆发。程允执发现，三百名预录者中，竟有七十余人出身江南四大书院，而这些书院的山长，恰好都是本届主考官的同年或座师。更蹊跷的是，名单中通晓算学、农事、水利者，不足十人。
“这不是舞弊，”提调官低声解释，“是‘文脉传承’。考官看卷时，一看笔迹、二看文风、三看破题路数，自然能认出哪些是自己书院系统教出来的。而这些学生学的就是如何‘投考官所好’。”他顿了顿，“至于那些真懂实务的，文章往往不合‘绳墨’，第一关就被黜落了。”
三日后文华殿议事，当程允执奏请“科举增设实学科目”时，引发的震动比预想更剧烈。礼部尚书周礼当庭昏厥，被救醒后老泪纵横：“程允执！你要毁了华夏三千年取士之道！自隋唐开科，以文取士，此乃抡才大典！今日若让匠作之术、商贾之算玷污科场，天下士子必与你势不两立！”
“周尚书息怒。”程允执展开一份《景泰元年新科进士任职实录》，“下官查过：去年一甲三人，如今一人在翰林院修史，两人在六部观政。可他们观的是什么政？户部的进士看不懂漕运账册，工部的进士看不懂水利图样，兵部的进士不知九边卫所分布。”他顿了顿，“而真正在地方治水、理财、安民的，多是举人甚至吏员出身——因为这些人，至少摸过算盘，下过田亩。”
国子监祭酒出列反驳：“科举取的是‘通才’，非‘专才’。士人先通经义，明道理，实务自可上任后习得。”
“那敢问祭酒大人，”伯颜帖木儿忽然开口，“若在草原上选带兵的千户，是选一个熟读兵书但从没骑过马的，还是选一个不识几个字但能在暴风雪里把羊群赶回家的？”他看着满殿文官，“你们选官，就像选第一种人去带兵——等他把兵带进沟里，再说‘打仗可以慢慢学’？”
更深的阻力来自士林内部。消息传出后，江南三大书院的山长联名上书，称“若增实学，恐使寒门士子无路进身——因为他们请不起教算学、天文、地理的西席”。更有人煽动年轻士子聚集抗议，称“朝廷是要让匠户子弟与我们同列”。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做了一次实地走访。她们去了三家书院、五处民间私塾，还暗访了几个靠自学中举的寒门士子。小丫头带回的发现令人深思：反对最激烈的不是寒门，恰恰是那些传承数代的科举世家——因为他们已经摸透了八股的套路，形成了“家学秘传”；而真正的寒门士子，反而有不少人偷偷自学算学、农书，因为他们在乡村见过官员不懂实务带来的苦难。
“松江府有个老秀才，”其其格在御前汇报，“考了三十年没中，但在乡里帮人丈量田亩、调解水利纠纷，人人敬服。他说：‘若当年科举考一点田亩算法，我早中了，也能为更多人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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