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乱葬岗的晨雾里混着纸钱焚尽的焦灰气息,程允执踩过那些被夜雨泡软的新坟土时,靴底带起的不是泥浆,而是一种粘稠的、泛着油脂光泽的黑泥——那是尚未完全腐烂的棺木渗出的尸液与泥土的混合物。他停下脚步,面前并排着三座坟茔:最左是座新起的青砖墓室,坟头立着五尺高的汉白玉石碑,碑文记载墓主人是“故奉议大夫某公”;居中是个薄皮棺材半露的浅坑,棺盖已被野狗刨开,露出里头裹着草席的尸身;最右则连棺材都没有,只用一领破苇席草草卷着,席角露出几缕花白头发。
“左边那位大人是上月下葬的。”守坟的老军户拄着铁锨,啐了口唾沫,“光那口阴沉木棺材就值三百两,据说里头还塞了玉琀、铜钱、陪葬的瓶瓶罐罐二十多件。可您瞧——”他指了指墓碑下方新鲜的撬痕,“埋下去第七天就被盗了,棺材劈开,值钱的摸走,尸首扔在野地里,还是俺们这些守坟的给重新敛了。”
伯颜帖木儿蹲在那口被刨开的薄棺前,蒙古贵族用刀尖轻轻挑开草席边缘。尸身是个五十余岁的男子,面容尚可辨认,身上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长衫,脚上的布鞋底已经磨穿。“草原上葬人,用白布裹身,挖七尺深坑,面朝长生天。”他站起身,望向远处那座被盗空的豪华墓室,“埋得再深,陪葬再多,最终...不都归于泥土?”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记录坟地状况。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这片乱葬岗每月新添坟茔约三十座,其中超过一半有明显被盗痕迹。盗墓者不仅偷陪葬品,有时连尸身上的衣物、口中的铜钱都不放过。而更蹊跷的是,那些陪葬丰厚的坟墓,往往等不到“头七”就被光顾;反倒是草席裹身的贫苦人,尸身能得安宁。
“因为盗墓的也知道,”老军户苦笑,“穷人是真穷,挖开了也白费力气。可那些老爷们...活着时讲究,死了更要讲究,讲究来讲究去,反倒成了贼人的路标。”
真正的导火索在三日后燃起。通政司收到密报:山西某致仕布政使为父治丧,棺木用千年金丝楠,殓衣缀珍珠三百颗,送葬队伍长达三里,沿途撒纸钱就用去五十贯。更惊人的是,这位老布政使为显孝心,竟将御赐的玉带一同陪葬——此乃僭越大罪。
消息传开时,程允执正在翻看户部呈上的《民间丧葬耗费统计》。册中记载:正统年间,京城中等人家治一场丧事,平均需花费八十两白银——相当于一个七品官员两年的俸禄。而山西、江南等地,富户丧仪耗费更是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两。许多家庭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卖身葬父”“典妻葬母”的惨剧时有发生。
“这还只是明面的花费。”户部郎中低声补充,“更有甚者,为求风水宝地,强占民田;为显孝道,停棺数年不葬;为争面子,聘僧道做法事七七四十九天...这些隐形成本,根本无法统计。”
朝会上,当程允执奏请“定丧葬规制,禁奢靡之风”时,反对的声浪如山崩海啸。礼部尚书周礼当庭诵读《礼记·檀弓》:“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老臣须发皆张:“今欲以律法定丧仪,岂非以刀尺量哀恸?!”
“周尚书误会了。”程允执展开那卷《耗费统计》,“下官并非要定‘哀恸’之规,而是要束‘奢靡’之风。”他顿了顿,“《礼记》亦云:‘丧具,称家之有亡’。可如今的风气是,无论家之有无,必要竭尽所有——甚至没有也要借债硬撑。这真是孝道,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刑部侍郎出列反驳:“丧葬乃人伦大事,朝廷若管得太细,恐失民心。况且各地风俗不同,如何能一概而论?”
“那请问侍郎大人,”程允执翻开顺天府的案卷,“去年大兴县有父子二人,因葬父借高利贷三十两,无力偿还,父子双双投河——这是风俗,还是人祸?”他又翻一页,“昌平县有寡母,为葬子卖身为奴——这又是哪里的风俗?”
伯颜帖木儿忽然用蒙语吟了一段古老的葬歌。吟罢,通译朗声:“台吉唱的是:英雄归于草原时,只带走他的刀和弓;智者归于长生天时,只留下他的歌和话。多余的石头垒不成敖包,多余的眼泪浇不出花朵。”
真正的阻力来自更深层。工部官员私下透露:京城有七十二家棺材铺、三十四家纸扎店、十九处风水堪舆馆,这些行业养活了数千匠人、商户。若骤然禁奢,这些人将生计无着。更棘手的是,许多寺庙道观依靠做法事收入维持,若限制丧仪规模,宗教场所也将受冲击。
“原来丧葬不止是丧葬,”程允执在筹备会上叹息,“是一张牵动无数人饭碗的网。”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他们走访了棺材铺、纸扎店、寺庙,也走访了因丧致贫的家庭。小丫头带回的发现令人深思:许多丧葬从业者其实也苦于“竞奢”之风——为迎合主家攀比,不得不制作越来越华丽的冥器,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却越来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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