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乱葬岗的晨雾里混着纸钱焚尽的焦灰气息，程允执踩过那些被夜雨泡软的新坟土时，靴底带起的不是泥浆，而是一种粘稠的、泛着油脂光泽的黑泥——那是尚未完全腐烂的棺木渗出的尸液与泥土的混合物。他停下脚步，面前并排着三座坟茔：最左是座新起的青砖墓室，坟头立着五尺高的汉白玉石碑，碑文记载墓主人是“故奉议大夫某公”；居中是个薄皮棺材半露的浅坑，棺盖已被野狗刨开，露出里头裹着草席的尸身；最右则连棺材都没有，只用一领破苇席草草卷着，席角露出几缕花白头发。
“左边那位大人是上月下葬的。”守坟的老军户拄着铁锨，啐了口唾沫，“光那口阴沉木棺材就值三百两，据说里头还塞了玉琀、铜钱、陪葬的瓶瓶罐罐二十多件。可您瞧——”他指了指墓碑下方新鲜的撬痕，“埋下去第七天就被盗了，棺材劈开，值钱的摸走，尸首扔在野地里，还是俺们这些守坟的给重新敛了。”
伯颜帖木儿蹲在那口被刨开的薄棺前，蒙古贵族用刀尖轻轻挑开草席边缘。尸身是个五十余岁的男子，面容尚可辨认，身上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长衫，脚上的布鞋底已经磨穿。“草原上葬人，用白布裹身，挖七尺深坑，面朝长生天。”他站起身，望向远处那座被盗空的豪华墓室，“埋得再深，陪葬再多，最终...不都归于泥土？”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在记录坟地状况。小丫头很快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这片乱葬岗每月新添坟茔约三十座，其中超过一半有明显被盗痕迹。盗墓者不仅偷陪葬品，有时连尸身上的衣物、口中的铜钱都不放过。而更蹊跷的是，那些陪葬丰厚的坟墓，往往等不到“头七”就被光顾；反倒是草席裹身的贫苦人，尸身能得安宁。
“因为盗墓的也知道，”老军户苦笑，“穷人是真穷，挖开了也白费力气。可那些老爷们...活着时讲究，死了更要讲究，讲究来讲究去，反倒成了贼人的路标。”
真正的导火索在三日后燃起。通政司收到密报：山西某致仕布政使为父治丧，棺木用千年金丝楠，殓衣缀珍珠三百颗，送葬队伍长达三里，沿途撒纸钱就用去五十贯。更惊人的是，这位老布政使为显孝心，竟将御赐的玉带一同陪葬——此乃僭越大罪。
消息传开时，程允执正在翻看户部呈上的《民间丧葬耗费统计》。册中记载：正统年间，京城中等人家治一场丧事，平均需花费八十两白银——相当于一个七品官员两年的俸禄。而山西、江南等地，富户丧仪耗费更是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两。许多家庭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卖身葬父”“典妻葬母”的惨剧时有发生。
“这还只是明面的花费。”户部郎中低声补充，“更有甚者，为求风水宝地，强占民田；为显孝道，停棺数年不葬；为争面子，聘僧道做法事七七四十九天...这些隐形成本，根本无法统计。”
朝会上，当程允执奏请“定丧葬规制，禁奢靡之风”时，反对的声浪如山崩海啸。礼部尚书周礼当庭诵读《礼记·檀弓》：“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老臣须发皆张：“今欲以律法定丧仪，岂非以刀尺量哀恸？!”
“周尚书误会了。”程允执展开那卷《耗费统计》，“下官并非要定‘哀恸’之规，而是要束‘奢靡’之风。”他顿了顿，“《礼记》亦云：‘丧具，称家之有亡’。可如今的风气是，无论家之有无，必要竭尽所有——甚至没有也要借债硬撑。这真是孝道，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刑部侍郎出列反驳：“丧葬乃人伦大事，朝廷若管得太细，恐失民心。况且各地风俗不同，如何能一概而论？”
“那请问侍郎大人，”程允执翻开顺天府的案卷，“去年大兴县有父子二人，因葬父借高利贷三十两，无力偿还，父子双双投河——这是风俗，还是人祸？”他又翻一页，“昌平县有寡母，为葬子卖身为奴——这又是哪里的风俗？”
伯颜帖木儿忽然用蒙语吟了一段古老的葬歌。吟罢，通译朗声：“台吉唱的是：英雄归于草原时，只带走他的刀和弓；智者归于长生天时，只留下他的歌和话。多余的石头垒不成敖包，多余的眼泪浇不出花朵。”
真正的阻力来自更深层。工部官员私下透露：京城有七十二家棺材铺、三十四家纸扎店、十九处风水堪舆馆，这些行业养活了数千匠人、商户。若骤然禁奢，这些人将生计无着。更棘手的是，许多寺庙道观依靠做法事收入维持，若限制丧仪规模，宗教场所也将受冲击。
“原来丧葬不止是丧葬，”程允执在筹备会上叹息，“是一张牵动无数人饭碗的网。”
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他们走访了棺材铺、纸扎店、寺庙，也走访了因丧致贫的家庭。小丫头带回的发现令人深思：许多丧葬从业者其实也苦于“竞奢”之风——为迎合主家攀比，不得不制作越来越华丽的冥器，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却越来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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