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第一场御前“服制研讨会”在武英殿侧殿举行。与会者除了礼部官员，还有织造局匠头、朔方归附部落长老、甚至请来了几个常往来蒙汉的商贾。殿中架起十个人台，穿着各种改良服饰。
争论从第一个细节开始。礼部员外郎指着一件加了皮毛护颈的汉式长袍：“此物类胡，不可！”但朔方长老马上反驳：“北京城冬天刮白毛风，没这护颈，出门一趟脖子能冻裂！”商贾则从实用角度说：“我们跑草原的，最需要这种——汉袍庄重，见官不失礼；皮毛护颈，路上不遭罪。”
最激烈的争执发生在“左衽右衽”上。按汉制，死者衣襟才左衽，生者必须右衽。但蒙古袍多是左衽，方便右手抽刀。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老匠人颤巍巍开口：“小老儿织了一辈子布，只知道——布是横纬竖经，裁衣是量体裁衣。若一定要争左右，何不...”他拿出件样衣，“做成‘对襟’，左右对称？”
满殿寂静。那件对襟袍子展开，前襟笔直垂下，用盘扣系合，既非左衽也非右衽。袍身是汉式的宽袍大袖，但腋下加了蒙古式的插片；领口缀着一圈细密的皮毛，却是江南水貂的短绒，比草原的羊皮轻暖。
“这...”周礼凑近细看，手指抚过那些精致的盘扣，“这扣子倒是汉家的手艺。”
“扣子是汉家的，扣样是蒙古的‘卍’字纹。”老匠人指着盘扣上细微的纹路，“在汉家这是‘万’字，寓意吉祥；在蒙古这象征太阳旋转，也是吉祥。既然都是好意思，为何不能扣在一起？”
五月，第一套“官定常服”图样颁布。出人意料的是，图样不是强制的“必穿款”，而是“可选制”——官员可在传统官服与此新式常服中择一，庶民更不限制。图册里详细标注了每种改良的缘由：袖口收窄是因“便书写耕作”，皮毛护领是因“御北地风寒”，对襟设计是因“避左右之争”。每项改动旁，还用小字注明了借鉴的来源，有些来自蒙古，有些来自女真，甚至有两处参考了南洋商贾的短褂设计。
更妙的是，图册最后附了《衣裳歌谣》十首，用通俗的语句讲解如何穿戴、洗涤、修补这些新衣。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把这些歌谣编成童谣，在蒙汉杂居的村落里教孩子们传唱。有一首这样唱道：
“汉布做衣裳，蒙皮镶领边/冬御白毛风，夏吸江南烟/对襟扣‘卍’字，左右都团圆/谁要问来历，笑指天外天...”
新衣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京城有老儒生当街撕毁图册，痛哭“衣冠扫地”；也有保守的蒙古贵族拒不接受“改了祖宗样式的袍子”。但渐渐的，变化悄然发生。最先接受的是边关的驿卒——他们常年奔波在风沙中，新式两用袍确实实用；接着是往来蒙汉的商队，对襟袍既符合汉地规矩，又方便骑马；最后连一些年轻官员也开始在非正式场合试穿，因为那箭袖设计，批阅公文时确实不拖沓。
八月十五，宫中设中秋宴。朱祁镇特地下旨：今日宴饮，百官可着常服。那夜紫禁城灯火通明，赴宴的官员们衣冠各异——有仍着传统补服的老臣，有试穿新式对襟袍的少壮派，更有几个特意打扮的：一位翰林学士在新袍外罩了件旧式鹤氅，说“新旧兼备”；一位来自朔方的武官在蒙古袍内衬了江南绸衣，领口微露一抹青碧。
宴至半酣，其其格带着蒙童献舞。孩子们穿着特制的舞服——上身是汉式的交领短衫，下身是蒙古式的阔腿裤，腰间束着融合了两种纹样的织带。当他们旋转时，衣袂翻飞，那些汉家的云纹与蒙古的卷草纹交织在一起，在宫灯下流淌成一片分不清彼此的光影。
舞罢，朱祁镇举杯起身。他没有直接称赞新衣，而是说起了另一件事：“昨日朕观《洪武实录》，见太祖当年定衣冠之制时，曾言：‘今定服色，非为美观，乃使民知贵贱，各安其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百官，“可太祖还说过另一句话，记在《皇明宝训》里——‘服饰可定，人心难束。若人人知礼义、勤本业，纵着布衣，亦为贵者；若为富不仁、为官不廉，纵穿龙袍，亦是贱类。’”
满殿肃然。皇帝走下丹陛，来到一个穿着新式对襟袍的年轻官员面前，伸手抚过袍袖上的针脚：“这衣裳针脚密实，是好手艺。但朕更想知道——”他抬眼看向所有人，“穿这衣裳的人，心里有没有装着百姓，手上有没有干着实事？”
宴散时已是深夜。程允执走出宫门，看见月光下周礼独自站在金水桥边。老尚书仍穿着那身绯色官袍，但在月光下，袍袖上竟隐约可见新缝的箭袖痕迹——很细微，像是临时改的。
“程部堂。”周礼转过身，月光照在他苍老的脸上，“老夫今日...试穿了犬子的那件新袍，在府中穿了半个时辰。”他沉默片刻，“确实...抬手落笔都轻快些。”
文官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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