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临沣区统计局高峻局长正埋首整理一场经济会议的记录，办公室内只有纸张翻动和键盘敲击的细微声响。突然，桌面上手机尖锐的“叮铃叮铃”声打破了宁静，屏幕骤然亮起，弹出一条来自重要媒体的推送。
醒目的黑色标题赫然映入眼帘——“都是统计造假惹的祸！”高局长的心猛地一紧，指尖点开细看。报道详述了省内某地在一项重要普查中，因涉嫌统计数据严重造假而被彻底曝光，目前一大批涉事干部正接受组织调查，此事已被定性为统计造假的典型反面教材。
文章强调，事发后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全省各地市立即开展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高峻一字不落地读完，后背渗出冷汗，长长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再也无法平静。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喃喃自语：这场风暴，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猛烈。
很快，临沣区紧急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学习这一典型案例，专题部署专项整治工作。主席台上，分管统计工作的白副区长面色凝重，语气严厉地明确提出要求：务必深刻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数据质量意识，坚守底线，严禁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
在高峻局长的记忆里，白副区长自分管统计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鲜明、如此强硬地强调“质量导向”这四个字。此时此刻，坐在会场中的高峻百感交集，种种往事涌上心头。自从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岗位，他无时无刻不如履薄冰。区领导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的日日追问、时时紧盯，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头上的紧箍咒只有紧，从未松。
三年前，高峻还是区里经济第一大镇——龙泉镇的党委书记，因发展实绩突出，得到组织重用，调任区统计局局长。当时许多老同事祝贺他“脱离乡镇苦海，进了县级衙门”，然而只有高峻自己清楚，他更像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经济指标在全市的排名，直接关系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政绩和政治前途，是毫无悬念的“头等大事”。
在高峻的记忆中，对标经济指标考核，区里每年召开最频繁、最被重视的会议，必定是区统计局牵头承办的经济运行分析会。而年初的“开门红”部署会与年尾的“冲刺收官”会，则是规格最高、气氛最紧张的两个战场。每次会上，区委书记、区长和白副区长总是三令五申，要求各乡镇、部门拿硬邦邦的经济指标来检验发展成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全区排名靠前。
领导在台上部署完毕，签下最严厉的军令状，台下的千斤重担就彻底压到了区统计局肩上，需要高峻他们去“运筹帷幄”。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直接承担数据入统任务的各个乡镇和部门身上。为了完成任务，大家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峻不禁回想起自己在乡镇工作时，那时经济指标虽也重要，但远未到如今这般疯狂的地步。他当时所在的龙泉镇产业基础好，完成指标还算轻松。而现在，根据区领导指示，他这位统计局长不得不每月发布经济指标增速的“红黄黑榜”，亲自扮演令人憎恶的“判官”角色。
不堪重负的基层单位，为了不上黑榜——连续两次上榜便意味着全年工作归零，主要领导晋升无望——只能绞尽脑汁挖掘潜力，甚至创造“增长点”。乡镇之间互相抢夺资源、交叉统计、重复上报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五花八门、变着戏法的“统计创新”为全区经济指标贡献着“最大值”。对于这一切，区领导心知肚明，却看破不说破，高峻也只能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场数据迷城的游戏中，区、镇两级国有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知从何时起，区里以一纸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要求辖区内民营企业乃至个体商户的经营收入，都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账户“过一道手”。甚至连街边摆地摊的小贩都不能例外。
这种所谓的“过账”，美其名曰让国企统一扮演“收银员”，实则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巨大困扰。货款长期滞留国企账户，迟迟无法回流，即便最终到账，也要被扣除各种名目的费用，其中不少本应是国企自身承担的成本。高峻曾在内部会议上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其不合理性，却遭到区领导毫不客气的批评，被指“缺乏大局观”、“思维僵化”、“斤斤计较”。
领导们深知这套操作无法真正创造财富，却能迅速做大国企营收规模，最关键的是，所有流水都能成为漂亮的数据并入统计。高峻在一次基层走访中了解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案例：一个售卖小吃的商户，每份收入仅五毛钱，顾客扫码支付后，货款直接进入某镇属企业账户。半年后，历经繁琐的审批流程，货款才返还到商户手中，扣除各类费用后，实际到手的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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