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临沣区统计局高峻局长正埋首整理一场经济会议的记录,办公室内只有纸张翻动和键盘敲击的细微声响。突然,桌面上手机尖锐的“叮铃叮铃”声打破了宁静,屏幕骤然亮起,弹出一条来自重要媒体的推送。
醒目的黑色标题赫然映入眼帘——“都是统计造假惹的祸!”高局长的心猛地一紧,指尖点开细看。报道详述了省内某地在一项重要普查中,因涉嫌统计数据严重造假而被彻底曝光,目前一大批涉事干部正接受组织调查,此事已被定性为统计造假的典型反面教材。
文章强调,事发后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全省各地市立即开展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高峻一字不落地读完,后背渗出冷汗,长长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再也无法平静。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喃喃自语:这场风暴,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猛烈。
很快,临沣区紧急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学习这一典型案例,专题部署专项整治工作。主席台上,分管统计工作的白副区长面色凝重,语气严厉地明确提出要求:务必深刻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数据质量意识,坚守底线,严禁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
在高峻局长的记忆里,白副区长自分管统计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鲜明、如此强硬地强调“质量导向”这四个字。此时此刻,坐在会场中的高峻百感交集,种种往事涌上心头。自从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岗位,他无时无刻不如履薄冰。区领导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的日日追问、时时紧盯,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头上的紧箍咒只有紧,从未松。
三年前,高峻还是区里经济第一大镇——龙泉镇的党委书记,因发展实绩突出,得到组织重用,调任区统计局局长。当时许多老同事祝贺他“脱离乡镇苦海,进了县级衙门”,然而只有高峻自己清楚,他更像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火坑。经济指标在全市的排名,直接关系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政绩和政治前途,是毫无悬念的“头等大事”。
在高峻的记忆中,对标经济指标考核,区里每年召开最频繁、最被重视的会议,必定是区统计局牵头承办的经济运行分析会。而年初的“开门红”部署会与年尾的“冲刺收官”会,则是规格最高、气氛最紧张的两个战场。每次会上,区委书记、区长和白副区长总是三令五申,要求各乡镇、部门拿硬邦邦的经济指标来检验发展成效,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全区排名靠前。
领导在台上部署完毕,签下最严厉的军令状,台下的千斤重担就彻底压到了区统计局肩上,需要高峻他们去“运筹帷幄”。压力层层传导,最终落在直接承担数据入统任务的各个乡镇和部门身上。为了完成任务,大家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高峻不禁回想起自己在乡镇工作时,那时经济指标虽也重要,但远未到如今这般疯狂的地步。他当时所在的龙泉镇产业基础好,完成指标还算轻松。而现在,根据区领导指示,他这位统计局长不得不每月发布经济指标增速的“红黄黑榜”,亲自扮演令人憎恶的“判官”角色。
不堪重负的基层单位,为了不上黑榜——连续两次上榜便意味着全年工作归零,主要领导晋升无望——只能绞尽脑汁挖掘潜力,甚至创造“增长点”。乡镇之间互相抢夺资源、交叉统计、重复上报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五花八门、变着戏法的“统计创新”为全区经济指标贡献着“最大值”。对于这一切,区领导心知肚明,却看破不说破,高峻也只能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场数据迷城的游戏中,区、镇两级国有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知从何时起,区里以一纸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要求辖区内民营企业乃至个体商户的经营收入,都必须通过指定的国企账户“过一道手”。甚至连街边摆地摊的小贩都不能例外。
这种所谓的“过账”,美其名曰让国企统一扮演“收银员”,实则给市场主体带来了巨大困扰。货款长期滞留国企账户,迟迟无法回流,即便最终到账,也要被扣除各种名目的费用,其中不少本应是国企自身承担的成本。高峻曾在内部会议上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其不合理性,却遭到区领导毫不客气的批评,被指“缺乏大局观”、“思维僵化”、“斤斤计较”。
领导们深知这套操作无法真正创造财富,却能迅速做大国企营收规模,最关键的是,所有流水都能成为漂亮的数据并入统计。高峻在一次基层走访中了解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案例:一个售卖小吃的商户,每份收入仅五毛钱,顾客扫码支付后,货款直接进入某镇属企业账户。半年后,历经繁琐的审批流程,货款才返还到商户手中,扣除各类费用后,实际到手的不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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