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本是个普通的名字，属于一个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男人。一身略显宽大的深色西装，配上那条湛蓝花纹领带，几乎成了他永恒的装扮。因文笔出众，在最后工作的单位——江平县农业局，他被同事们尊称为“大师”。对于这个称呼，郑成十分受用。每当有人高声唤他“大师”时，他总会咧开嘴，露出满口被烟渍染黄的牙齿，发出“嘿嘿”的憨笑，眉眼间洋溢着难以掩饰的满足。久而久之，“大师”这个称呼完全取代了他的本名，成为同事们对他的固定称谓。在郑成看来，这无疑是对他才华的最高认可与尊重。
大师是在全县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关键时期调入县农业局的，在那里工作了整整五年。他心中始终怀揣一个朴素的心愿：能与在偏远乡村教书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团聚，结束长达数年的两地分居。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迟迟未能实现，直到他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被送进医院。即使在病榻之上，他仍然以颤抖的手握笔，用尽最后的气力亲自书写和打磨自己的悼词。数日后，这位一生与文字为伴的“大师”，终究没能等到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溘然长逝。
在他临终前的日子，经单位一把手金伟民局长亲自过问，大师的妻子终于调入了县城中学。这份迟来的调动，这场盼了整整十三年的团聚，大师终究没能等到，永远与挚爱的妻儿阴阳两隔，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至今，同事们仍清晰记得那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在大师简朴的葬礼上，金局长从公文包中取出县委书记刚签批的调动申请，郑重地递给大师的妻子。她裹着半垂的黑色头巾，偏着头，睁大红肿的双眼，仔细端详着纸上的每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仿佛在鉴赏一件稀世珍宝。多日来黯淡无神的眼眸，此刻竟闪过一丝久违的光亮，那光芒中交织着痛苦与慰藉。
灵堂前，大师年仅五岁的儿子正和几个同龄孩子一起，抱着祭奠用的跪垫当铁环，在地上欢快地滚动嬉戏，天真无邪的笑声在肃穆的灵堂中回荡。这鲜活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真切地意识到：大师真的走了，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与惋惜。
大师的离去留给人们无数回忆，而他那段漫长而艰难的进城之路，最终究竟如何抵达终点，也成为一个众人无从知晓的未解之谜。
20世纪80年代末，大师自本市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回江平一所偏远村小任教。不出两年，他便声名鹊起，成为全县教育系统无人不晓的人物——不仅因教学业绩突出，更凭借那一支生花妙笔。学生时代，他便是文学社的骨干，语文功底深厚，天赋之外更见勤勉。走上讲台后，他将这一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便在那资讯相对闭塞、传媒尚未蓬勃的年代，他的文章仍屡屡亮相于地方及省级报刊，文字清通、立意不俗，渐渐传为美谈。
像大师这样的人才，自然逃不过领导的慧眼，何况那还是一个求贤若渴的年代。在他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县文教局局长张建设亲自点名，将他借调到局里工作。原来，县委书记正要求县文教局全面挖掘、整理全县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资源，形成可传承、可弘扬的生动载体。大师因此“临危受命”，来局里直接承担了这一重要任务。
借调到县文教局后，大师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耗费整整一年时间，最终完成了一份长达五十余万字的高质量成果。向县委书记交出了满意答卷后，张局长认为这正是解决大师调动问题的良机。若能趁热打铁办成此事，既可消除大师的后顾之忧，让其更安心工作，又能切实将这位难得的人才正式调入麾下。然而张局长深知，干部调动必须经县委书记首肯，而大师的教师身份更让此事难上加难。
尽管如此，张局长并未退缩。他很快便当面向县委书记呈送大师的调动申请，并作了详细汇报。不料县委书记的一席话，却给张局长浇了一盆冷水。县委书记指出，许多乡镇干部都想调往县城，其中不少人已借调多年，个个都因工作需要借调，且表现优异。最后，县委书记推心置腹地反问张局长：“若换作是你处在我这个位置，你会不会为难？”说罢，竟连调动申请都未接收。
碰壁而归的张局长回到局里，一眼看见大师仍伏在案前，专注地修订着文稿，对刚刚发生的挫折浑然不觉。那一刻，张局长心头猛地一酸，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愧疚与疼惜。他强压下翻腾的情绪，走到大师身旁，语气比平日更温和几分，只字未提县委书记的拒绝，反而勉励他安心工作，并郑重承诺一旦时机成熟，定会全力为他争取。大师闻听此言，脸上顿时漾开朴实的笑意，眼中焕发着充满希望的光芒，仿佛幸福已近在眼前，却不知那份希望，早已在另一个场合被悄然击碎。
两年后，张局长调任其他部门，对大师的调动事宜已无能为力。大师凭借出色的表现，很快赢得了新任王局长的赏识。更难得的是，王局长主动担当，破格提拔原本不符合条件的大师担任中层干部，让其在单位独当一面。这份信任令大师备受鼓舞，却也让他的工作担子愈发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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