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信的案子办妥之后，苏京的心情好了很多。
早晨起来，丫鬟端来洗脸水，他对着铜镜看了看自己的脸，觉得这几天的气色比前些日子好了不少。师爷递上来的文书他批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偶尔停下来喝一口茶，茶是今年的新茶，从南方运来的，入口清香。他甚至哼了两句小曲，什么曲调自己也说不上来，就是随口哼哼，哼完就忘了。
他决定亲自去施一天粥。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但对苏京来说，这种突然的、恰到好处的亲民举动，比他按部就班地坐在衙门里批文书更能收揽人心。他知道百姓要什么——不是公道，不是粮食，不是银子，是“看见”，他们看见县太爷亲自给他们舀粥了，就觉得这县太爷心里有他们，就这么简单。
施粥那天他换了一身半旧的青色道袍，没穿官服，没戴乌纱帽，头发用网巾束着，看着不像县太爷，倒像是一个家道殷实的长者。他站在粥锅后面，亲手舀起一勺粥，倒进一个伸过来的碗里，粥是稠的，比李信施粥时稠得多，筷子插在里头能立住。
“慢点喝，别烫着。”苏京对每一个来领粥的人都说这句话，语气温和，面带微笑。他舀了一上午粥，手臂酸痛，腰也直不起来，但他没有让人换他。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这粥是他苏京亲手施的。
灾民们端着碗，蹲在县衙门口的墙根底下喝粥，喝完粥把碗送回来，对苏京说“苏老爷慈悲”“苏老爷是父母官”。有人跪下磕头，苏京赶紧上前搀扶，说“使不得使不得，本官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那些被搀扶起来的人眼泪汪汪的，嘴里念叨着“苏老爷大恩大德”，转过身去对旁边的人说“苏老爷跟李公子不一样，苏老爷是真好”。旁边的人点头附和，说“李公子那点小恩小惠算什么，苏老爷才是真心为民”。
没有一个人再提李信。
李信这个名字，像是被一场大雨冲过的字迹，模糊了，淡了，没有了。
偶尔有人说起“李公子”，旁边的人就嘘一声，说“别说了，通匪的，秋后要砍头的”，那人便闭了嘴，低下头去喝粥。粥是苏京施的，喝了苏京的粥还说李信的好话，那不是找不自在吗？
苏京施了一天粥，收获了一天感恩戴德的话，心满意足地回了后堂，第二天他没有再去，第三天也没有去。
粥停了。
县衙门口的粥棚还在，锅还在，灶还在，但火灭了。每天早上还是有人来排队，排了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不见人来。有人去问衙役，衙役说老爷说了，粮食不够了，不施了。
苏京早就把粮食的事安排好了。李信家的那些粮食，大部分在施粥的那几天消耗掉了，剩下的部分，在他亲自施粥之前就已经悄悄运到了城北米店赵老板的仓库里。赵老板是苏京的老交情了，两个人之间怎么分账，那是私下的事，外人不知道。
城里的粮价涨了。
涨得不算猛，但一天一个价，稳稳地往上走。
时值四月，冰雪已经化尽了。冬天的那些三尺厚、四尺厚的雪，如今变成了水，流进了河里，渗进了地里，路也通了，车也走得动了。朝廷从江南调了一批赈灾粮，分到了河南各府各县，周边的县城粮价应声而落。隔壁的雍丘，粮价跌到了三钱八。往南的太康，三钱七。往北的兰阳，三钱七五。只有杞县的粮价还稳稳地站在四钱以上，像一根钉死了的桩子，拔不动，摇不落。
苏京对此有一套说辞，这套说辞通过师爷、衙役、米店的伙计、以及各种渠道，在几天之内传遍了杞县的大街小巷。
“李信暗中勾结张胖子，把粮食倒卖给流寇了。张胖子有了粮食，在隔壁县占了一个镇，匪患猖獗，粮食运不过来，所以粮价才贵。”
这话说得有鼻子有眼。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信不信的都没有粮食吃。米店的粮食摆在那里，价格写在牌子上，白纸黑字，四钱银子一石——这是三月下旬的价，到了四月初，涨到了四钱二，四钱三，四钱五。每天都不一样。
有人开始走了。
天还没亮，城门口就有三五成群的灾民，背着破包袱，拄着棍子，相互搀扶着往外走，他们要去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往南走，走到太康，走到淮阳，走到那些粮价便宜的地方去，也许那边有粥喝，也许没有，但总比在这里等死强。
一个老太太走在出城的队伍里，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瘪瘪的，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她的一条腿不好，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停一下，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道在念叨什么，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扶着她，两个人都不说话，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往城门口挪。
城门口贴着一张告示，是苏京让师爷写的，大意是：流寇猖獗，粮道不通，粮价暂时无法回落，请百姓们耐心等候，朝廷已在调粮。告示的纸张很白，墨很黑，字很端正，贴在那里像一面旗帜，在晨风里微微飘动。
没有人看告示。不认字的人看了也白看，认字的人不用看也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队伍从告示旁边走过去，没有人停下来，城楼的阴影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从头到脚罩在暗处，走出去，走到城门洞外面，太阳光照下来了，照在那些破衣裳上，照在那张告示上，照在城门口那一小块空地上。
早晨的风从城外吹进来，带着泥土解冻后的腥气，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让人心里发痒的东西。那是春天的味道，是庄稼快要发芽的味道，是活人还能活下去的味道。队伍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没有人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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