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武英殿
秋意渐浓，窗外的银杏开始染上金黄。崇祯刚听完王承恩关于宫内各处暗查进展的低声禀报，正觉有些气闷，另一名心腹内侍便匆匆送来顺天府关于“匿名义捐”的初步呈报。
展开一看，崇祯的眉头便挑了起来。
情况与他预想的“门可罗雀”或“零星施舍”略有不同，竟真有了回应，只是这回应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
奏报称，自前日于京城几处要地设下“河南灾民义捐箱”并张榜后，起初确如薛国观等人所料，观者多，问者少，投钱者更是寥寥，多为几个铜板、几钱碎银。顺天府尹正暗自叫苦，觉着这差事怕是要办砸，有损朝廷颜面。不料昨日，忽有数位衣着光鲜、管事模样的人，分别来到几处捐箱前，并不投钱，而是向值守的吏员打听：“此捐箱，果真只记钱数，不记人名？”
得到肯定答复后，其中一位自称是“永丰号”大掌柜的人便道：“我家东主江伯远老爷，闻河南惨状，心有不忍，愿捐白银四万两，以助灾黎！”
四万两！值守的顺天府吏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已是一笔巨款！然而，那人紧接着便提出了条件：“不过，我家东主有个不情之请。这捐输之事，乃是为国为民的义举，朝廷可否……将我家东主的名讳记录在册，并张榜公示，以彰其善？若朝廷允准，四万两白银，即刻便可兑付，交付顺天府或陛下指定的衙门。若……若坚持匿名，只记总数，那……那这捐款之事，恐怕就难了。”
几乎在同一两日内，另外几处捐箱前，也出现了类似的说客，代表的是不同的商号或富户，所愿捐数额从数千两到两万两不等，但无一例外，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记名，张榜公示。
顺天府不敢擅专，更被这突如其来的“巨额捐款”和附加条件弄得不知所措，只得火速将情况汇总，报入朝中。
崇祯放下呈报，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嘴角却勾起一丝了然又略带讥诮的弧度。
“记名，张榜……”
他几乎瞬间就明白了这背后的逻辑，匿名捐款，除了真正慈悲为怀、不图回报的极少数人，对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商人而言，毫无吸引力。他们拿出真金白银，要的就是名声，就是回报！这回报可以是直接的商业利益，可以是政治上的庇护或认可，最起码，也要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传扬，为自家商号、家族增光添彩，甚至可能惠及子孙。
而现在这些串联起来、一致要求“记名张榜”的商人，其动机恐怕还不止于此。
四万两、两万两……这不是小数。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银的商人，其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官场背景或利益关联，他们此举，与其说是商人自身的意愿，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投石问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投桃报李”。
“桃”是什么？可能是崇祯登基以来，除魏阉、清晋商、整顿商务环境带来的某种“新气象”？也可能是他近期提高直隶官员俸禄、补发欠俸，让一些相关联的商人看到了朝廷并非一味盘剥，也有“讲规矩”、“给甜头”的一面？更可能的是，这是某些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正在推行一系列变革、且态度坚决的势力，试图用一种相对“安全”和“正面”的方式，向皇帝示好，表达一种“愿意在规则内合作”的姿态。
毕竟，直接贿赂官员风险大，且皇帝去年以来整顿吏治的刀子还没完全收起。
而这种通过响应朝廷号召、慷慨捐输救灾的方式，既符合儒家提倡的义行，又能实际帮助皇帝解决燃眉之急，还能留下美名，甚至可能换来皇帝的好感与未来的关照。
万一皇帝记住了“江伯远”这个名字呢？万一将来有什么政策或生意，皇帝能想到这些“急公好义”的商人呢？
这是一笔政治投资，商人是台前的演员，而幕后，很可能站着一些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又对朝局风向有判断的官员，甚至勋贵。他们想用这些白银，买一个“名”，买一个“善缘”，或许，还想试探一下皇帝对“绅商”力量的态度。
崇祯对此并无太多反感。在眼下极度缺钱的困境中，有人愿意主动送钱，只要不过分触及底线，他自然乐见其成。
记名张榜？当然可以！
当民间义捐数额看起来可观时，他再添一些进去，就更加顺理成章，不易引人怀疑。
不过，该弄清楚的，还是要弄清楚。这钱，不能拿得糊涂。
“王承恩。”崇祯开口。
“奴婢在。”
“顺天府报上来的这几家，永丰号江伯远，还有另外那几家，你让东厂的人去摸摸底。”
崇祯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事：“查查这些商号的底细，主要买卖是什么，背后有没有什么人，平日里和哪些衙门、哪些人走动得比较近。特别是……最近有没有和宫里，或者朝中哪位大臣，有过不寻常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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