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八日，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荒唐统治和与副手济尔哈朗的争执后，肃亲王豪格终于带着满腹的愤懑，领着他那一万满洲精锐，离开了已是一片怨声载道的科尔沁草原，踏上了东归辽西的路途。
随行的，自然还有那位面色沉郁、心事重重的郑亲王济尔哈朗。
据说两人在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军议上，再次爆发了激烈争吵，豪格指责济尔哈朗“懦弱无能”、“纵容蒙古人”，济尔哈朗则反唇相讥“不知收敛”、“坏了大汗大事”，最终不欢而散。
这场闹剧的主角离去，如同挪开了压在科尔沁及附近蒙古诸部心头最沉重的一块石头。
尽管皇太极那关于“考虑重新分配牧场”的暧昧旨意依然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尽管稳重但代表更高层级意志的岳托即将到来，但至少，那个跋扈贪婪、动辄打骂的“灾星”是走了。
草原上，仿佛连空气都轻松了几分。
然而，这轻松并未持续太久，一种新的、更让林承嗣和虎大威感到意外的动向，开始如同暗流般涌动，并迅速汇聚成一股肉眼可见的“南迁潮”。
起初，只是一两个与最早投靠的“兀良哈·脱脱不花”部素有往来、关系较近的小部落，试探性地派出了小股人马，带着些皮货牲畜，来到大同北面的抚夷市集进行交易，他们交易时显得格外谨慎，与负责市集的明军小吏和虎大威手下的蒙古教官交谈时，也难免流露出对豪格暴政的余悸和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紧接着，仿佛打开了某个闸门，陆陆续续，又有七八个大小不等的蒙古部落，开始以各种名义——或是“交易”，或是“拜会旧友”——向南边的大同方向靠拢。
他们的规模大多不大，人口从几十帐到二三百帐不等，能战者不过几十到一二百骑。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部落中，确实有不少是曾与豪格发生过直接冲突、或者被其勒索迫害最深的。
他们南下的理由看起来非常“合理”：豪格走了，但阴影犹在，岳托态度不明，皇太极的牧场威胁如同悬颈之刀，与其留在原地担惊受怕、随时可能被清算，不如向南靠近大明，至少眼下看起来，大明这边规矩清楚，还能通过互市换取急需的物资，求得一时安稳。
但就是这种“合理”，让林承嗣心中的疑窦非但没有消散，反而如同草原上的野草，疯狂滋生。
“太快了……太整齐了……”林承嗣在帅帐中对着粗糙的草原地图，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点着那些新近出现、代表南迁部落的标记。
“豪格前脚刚走，岳托还没到，这些部落后脚就忙不迭地南迁，甚至不等观望一下岳托的态度？他们就不怕岳托来了，认为他们是‘畏罪潜逃’或‘心怀二意’，从而招致更严厉的惩罚？草原上的规矩，是看风使舵，是首鼠两端，是不到最后关头不轻易押上全族性命！他们这架势，哪里是观望，简直像是……赶着在某个时间点之前，必须抵达指定位置一样！”
虎大威抱着膀子站在一旁，铜铃般的眼睛里也满是困惑：“是啊，老子也觉得怪。按说，就算他们怕豪格秋后算账，也该先派个使者，或者让部落里的老人孩子慢慢挪过来，青壮和大部分牲口留在原地看着风色。可现在你看，好几家都是拖家带口，赶着大部分牛羊就过来了，虽然损失了些，但架势是奔着常驻来的。他们就不怕岳托来了，断了他们的后路，或者直接发兵来剿？真当咱们大同是铜墙铁壁，一定能护住他们？”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这些部落的南迁行为，表现出的“决绝”和“急切”，超出了草原部落面对强权压迫和未来不确定风险时的常规反应模式，更像是在执行某个预设的指令，或者受到了某种强大外力的驱使，让他们觉得留在原地比南迁的风险更大、后果更不可预测。
林承嗣指着地图：“更奇怪的是，来的都是中小部落，真正的大部落，除了少数几个原本就与我们有些往来、或者确实与后金关系冷淡的中立部落派了些边缘支系过来做做样子，其核心主力，纹丝不动。科尔沁那几个大台吉，更是连面都没露一下。”
这进一步加深了林承嗣的怀疑，如果真是豪格的暴政引发普遍性的恐慌和离心，那么受影响最深、反抗意愿最强的，理论上应该是那些实力较强、有一定自主权的部落，因为他们更有资本和底气对不公说不。可现在，跳得最欢、跑得最快的，偏偏是那些最脆弱、最经不起风浪的小部落，这不合常理，除非……这些小部落的行为，并非完全自主，而是受到了来自更高层级的某种暗示、胁迫或利诱？
“岳托……”林承嗣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这位以稳重、善于调和矛盾着称的扬武大将军，会是这一切的背后推手吗？他用豪格的暴虐作为“破窗”，制造恐慌，然后驱使或纵容这些无关紧要的小部落南迁，以此来试探大明的反应和底线？或者，是为了在大明北疆制造一种“万邦来朝”、“民心所向”的虚假繁荣，麻痹大明，掩盖其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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