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三，山西、北直隶各府县衙门前及交通要冲处，新贴的告示引来众多商民围观，识文断字者朗声诵读，人群之中，议论啧啧之声不绝。
那告示以工整的馆阁体书写，盖着户部鲜红大印，其文曰：
户部奉旨颁行盐政新法事谕：
一、各纲册在籍商人，须运粮至朝廷指定灾歉之地，交予有司。官给勘合，凭此并原领盐引，赴指定盐场兑盐。盐引、勘合，二者缺一不可。
二、纲册商人，若惰误迁延，不依限运粮兑引，即行革除纲籍，其家三世不得与盐事。运粮踊跃，超出常额者，勘合数额虽定，然所余盐引准其照常兑盐。若有新商欲入纲册，许赴户部纳银捐资，核准之后，方得列名。
三、各盐场灶户，自今岁始，应纳之粮课、差徭一并缮免。所产之盐，官以白银平价收买，多交者，依例给赏。
盐政新法，其实自去年冬月便有风声传出，在商人圈中早已不是秘密，此刻正式文告张贴出来，众人虽不惊讶，却仍不免围绕着那几条细则反复咀嚼。
在颁布了盐政之后，朝廷又派快马兼程的太监分赴两地各大盐区。
旨意明确：自即日起，各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一应行政、人事、盐务，皆归文官系统职掌，派驻之太监，唯司监督稽查之责，可风闻奏事，却不得干预具体事务，更无指挥之权。
此令一下，在盐务系统内部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多年来，盐司皆是太监与文官共治，名曰相互制衡，实则常因权责不清，形成两头指挥，下属无所适从，更给了贪墨之辈上下其手的空间，如今权责分明，文官系统固然觉得松了一口气，办事少了掣肘，却也感到肩头担子骤然沉重——日后盐务若再有差池，责任便无可推诿了。
在这新旧交替的当口，保定府商人江伯远的心情却是复杂难言。
江伯远年近四旬，经营盐业已有二十余载。他祖上便是盐商，传到他这一代，家底颇为殷实，在保定府乃至京城都置有产业。然而，这份看似风光的家业，内里的辛酸却不足为外人道。
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与其说是一名商人，不如说是各级盐官、乃至官吏的提款机，从掌管盐引发放的运司官吏，到负责缉私的巡检，再到地方上的知府、知县，甚至是不时下来巡查的京官，哪一个他都得罪不起。
年节寿诞、冰敬炭敬，那是定例；临时摊派、各种名目的“捐输”，更是层出不穷。若有半点迟疑或推诿，轻则盐引被卡，数月无法营业，重则被安上“夹带私盐”、“账目不清”的罪名，倾家荡产也未可知。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崇祯二年年初，某位兵备道的佥事过寿，一张帖子送来，开口便是五千两，他当时资金周转正紧，婉转请求能否宽限几日，次日，他在运河上运盐的三条船便以“查验”为名被扣留，一扣就是半月，损失的不仅是银子，更是信誉。最终，他不得不变卖了一处田庄，凑足一万两，连本带“息”地送上去，船只才得以放行。
他并非没有想过退出这行当，但身陷其中，关系网早已织就，知晓太多内幕，岂是他说退就能退的？那些官员绝不会允许一个潜在的隐患带着他们的秘密安然离开。
江伯远本以为他这一辈子都要这样度过，然而去年七月，当今皇上突然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清理朝堂，都察院、六科廊的奏章如同雪片，锦衣卫的缇骑四出，他熟识的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贪得无厌的官员，竟有大半锒铛入狱，家产抄没。
一时间，北直隶官场风声鹤唳，以往那些隔三差五便来“打秋风”的熟悉面孔，要么消失在牢狱之中，要么便紧闭府门，战战兢兢，江伯远惊讶地发现，压在他头上，几乎让他喘不过气的那座大山，竟在短短月余便土崩瓦解了大半。
他竟第一次感受到了些许“自由”的空气，新补上来的官员，或因局势未稳，或因皇帝严厉，暂时还未将手伸得像他们的前任那样长，江伯远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稍微按照市场规律和自己的能力来经营，而不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与利润用于应付无尽的勒索。
然而，这短暂的轻松，很快便被朝廷颁布的新盐法打破了。
当盐政改革的详细条款传到保定府时，江伯远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抄录来的条文，反复研读，直至深夜，他脸上没有任何喜色，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运粮换引……勘合与盐引缺一不可……惰误则革除，三世不得与盐事……”他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朝廷是官，他们是民，他根本不信商人能斗得过朝廷，过去是官员个人盘剥，如今是朝廷定下新法，看似有了规矩，但谁能保证这规矩不会被执行规矩的人再次扭曲？谁能保证这不是一种更系统、更名正言顺的掠夺？
“罢了，罢了，顺势而为吧。”他长叹一声，除了顺应这新政策，他别无选择，盐业是他江家的根本，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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