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三,山西、北直隶各府县衙门前及交通要冲处,新贴的告示引来众多商民围观,识文断字者朗声诵读,人群之中,议论啧啧之声不绝。
那告示以工整的馆阁体书写,盖着户部鲜红大印,其文曰:
户部奉旨颁行盐政新法事谕:
一、各纲册在籍商人,须运粮至朝廷指定灾歉之地,交予有司。官给勘合,凭此并原领盐引,赴指定盐场兑盐。盐引、勘合,二者缺一不可。
二、纲册商人,若惰误迁延,不依限运粮兑引,即行革除纲籍,其家三世不得与盐事。运粮踊跃,超出常额者,勘合数额虽定,然所余盐引准其照常兑盐。若有新商欲入纲册,许赴户部纳银捐资,核准之后,方得列名。
三、各盐场灶户,自今岁始,应纳之粮课、差徭一并缮免。所产之盐,官以白银平价收买,多交者,依例给赏。
盐政新法,其实自去年冬月便有风声传出,在商人圈中早已不是秘密,此刻正式文告张贴出来,众人虽不惊讶,却仍不免围绕着那几条细则反复咀嚼。
在颁布了盐政之后,朝廷又派快马兼程的太监分赴两地各大盐区。
旨意明确:自即日起,各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一应行政、人事、盐务,皆归文官系统职掌,派驻之太监,唯司监督稽查之责,可风闻奏事,却不得干预具体事务,更无指挥之权。
此令一下,在盐务系统内部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多年来,盐司皆是太监与文官共治,名曰相互制衡,实则常因权责不清,形成两头指挥,下属无所适从,更给了贪墨之辈上下其手的空间,如今权责分明,文官系统固然觉得松了一口气,办事少了掣肘,却也感到肩头担子骤然沉重——日后盐务若再有差池,责任便无可推诿了。
在这新旧交替的当口,保定府商人江伯远的心情却是复杂难言。
江伯远年近四旬,经营盐业已有二十余载。他祖上便是盐商,传到他这一代,家底颇为殷实,在保定府乃至京城都置有产业。然而,这份看似风光的家业,内里的辛酸却不足为外人道。
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与其说是一名商人,不如说是各级盐官、乃至官吏的提款机,从掌管盐引发放的运司官吏,到负责缉私的巡检,再到地方上的知府、知县,甚至是不时下来巡查的京官,哪一个他都得罪不起。
年节寿诞、冰敬炭敬,那是定例;临时摊派、各种名目的“捐输”,更是层出不穷。若有半点迟疑或推诿,轻则盐引被卡,数月无法营业,重则被安上“夹带私盐”、“账目不清”的罪名,倾家荡产也未可知。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崇祯二年年初,某位兵备道的佥事过寿,一张帖子送来,开口便是五千两,他当时资金周转正紧,婉转请求能否宽限几日,次日,他在运河上运盐的三条船便以“查验”为名被扣留,一扣就是半月,损失的不仅是银子,更是信誉。最终,他不得不变卖了一处田庄,凑足一万两,连本带“息”地送上去,船只才得以放行。
他并非没有想过退出这行当,但身陷其中,关系网早已织就,知晓太多内幕,岂是他说退就能退的?那些官员绝不会允许一个潜在的隐患带着他们的秘密安然离开。
江伯远本以为他这一辈子都要这样度过,然而去年七月,当今皇上突然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清理朝堂,都察院、六科廊的奏章如同雪片,锦衣卫的缇骑四出,他熟识的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贪得无厌的官员,竟有大半锒铛入狱,家产抄没。
一时间,北直隶官场风声鹤唳,以往那些隔三差五便来“打秋风”的熟悉面孔,要么消失在牢狱之中,要么便紧闭府门,战战兢兢,江伯远惊讶地发现,压在他头上,几乎让他喘不过气的那座大山,竟在短短月余便土崩瓦解了大半。
他竟第一次感受到了些许“自由”的空气,新补上来的官员,或因局势未稳,或因皇帝严厉,暂时还未将手伸得像他们的前任那样长,江伯远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稍微按照市场规律和自己的能力来经营,而不再需要将大部分精力与利润用于应付无尽的勒索。
然而,这短暂的轻松,很快便被朝廷颁布的新盐法打破了。
当盐政改革的详细条款传到保定府时,江伯远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抄录来的条文,反复研读,直至深夜,他脸上没有任何喜色,只有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运粮换引……勘合与盐引缺一不可……惰误则革除,三世不得与盐事……”他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朝廷是官,他们是民,他根本不信商人能斗得过朝廷,过去是官员个人盘剥,如今是朝廷定下新法,看似有了规矩,但谁能保证这规矩不会被执行规矩的人再次扭曲?谁能保证这不是一种更系统、更名正言顺的掠夺?
“罢了,罢了,顺势而为吧。”他长叹一声,除了顺应这新政策,他别无选择,盐业是他江家的根本,他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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