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京城，日头毒得像泼了火，悬在头顶烤得柏油路面发软，连路边的老槐树都蔫耷了叶子，蝉鸣声嘶力竭地聒噪着，一声叠着一声，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热网。胡同里的煤炉早就熄了火，墙根下坐着纳凉的大爷大妈，摇着蒲扇唠着家常，话里话外全是升学考的事儿。风里飘着冰棍儿厂传来的甜丝丝的凉气，还有远处副食店酱油醋的咸香，混着晒热的尘土味儿，是独属于老北京盛夏的味道。
小孩哥和兰子牵着手，挤过校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蓝布褂子早被汗浸湿了大半，贴在后背黏糊糊的难受。家长们都扒着校门往里望，脸上满是焦灼，嘴里念叨的不是“审题仔细点”就是“别慌”，嗡嗡的人声和蝉鸣搅在一起，更添了几分燥热。
两人挤开攒动的人头，踩着被晒得发烫的青砖路往校园里走。操场边的白杨树枝繁叶茂，投下一片片斑驳的荫凉，几个老师正扯着嗓子维持秩序，胸前别着的红袖章格外显眼。宣传栏上贴着大红纸，用毛笔写着一九六五年北京市初中升学统一考试考场安排，墨迹淋漓，字里行间透着严肃。
小孩哥摸出兜里的准考证，仔细瞧了瞧，冲兰子扬了扬下巴：“走，咱在三考场，前头那栋红砖楼。”
兰子点点头，攥着准考证的手心沁出了汗。两人顺着指示牌往红砖楼走，路过的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考生，都是穿着蓝布衣裳的半大孩子，有的正埋头翻着复习提纲，嘴里念念有词；有的则背靠着墙，闭着眼睛养神，手指却不自觉地在裤缝上划着公式。
进了考场，木桌凳被擦得锃亮，桌面上用粉笔画着清晰的座位号。监考老师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同志，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正挨个检查准考证和户口本，眼神锐利又严肃。他指了指小孩哥和兰子的座位：“按号入座，把随身的东西都搁在讲台边的架子上，不准带纸条和演算纸。”
两人依言放好东西，各自落座。小孩哥刚坐稳，就听见窗外传来卖冰棍儿的吆喝声——“冰棍儿！奶油冰棍儿！” 清脆的调子穿过热浪飘进来，惹得几个考生偷偷笑出了声。
监考老师敲了敲讲台：“安静！都坐好，马上发卷了！”
话音落下，考场里瞬间静了下来，只剩下窗外不知疲倦的蝉鸣。
试卷传到手边时带着油墨的清香，小孩哥先扫了眼语文卷，前面的字词题、阅读题都是熟门熟路，作文题《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更是不用费什么思量。他提笔就写，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没多大功夫就把前面的基础题答完了，作文也一气呵成，通篇字迹工整，连个涂改的墨团都没有。抬眼瞧去，斜前方的同学正咬着铅笔头愁眉苦脸，监考老师背着手在过道里踱来踱去，他却半点不慌，又把卷子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便搁下笔，支着下巴看窗外的蝉儿扑棱翅膀。
下午考数学，情况也是一样。那些一元二次方程、几何证明题，在小孩哥眼里就跟数数似的简单，兰子那边也是下笔飞快，两人几乎是前后脚把卷子答完，剩下的时间里，一个盯着天花板出神，一个低头摩挲着准考证的边角，都透着一股子轻松。
第二天的政治理化合卷更是顺畅。政治题的论述要点清晰明了，理化的公式定理信手拈来，小孩哥甚至不用打草稿，直接就在答题纸上写出答案，兰子也是稳扎稳打，每道题都答得又快又准。每场考试，他俩都是考场里最早答完的，却也不着急交卷，耐着性子把卷子反复核对，直到监考老师提醒离交卷还有十分钟，才不紧不慢地把卷子叠好。
最后一门考完的铃声响起时，小孩哥和兰子相视一笑，跟着人流走出考场。阳光依旧毒辣，可两人心里却透亮凉快。校门口的家长潮涌上来，七嘴八舌地问着考得咋样，小孩哥揽着兰子的肩膀，冲着挤过来的奶奶扬声笑道：“放心吧奶奶！题都答完了，保准没问题！”
兰子也笑着点头，眉眼弯弯的，手里攥着的准考证被捏出了浅浅的汗印。
正说着，旁边传来卖冰棍儿的吆喝声，小孩哥眼睛一亮，摸了摸兜里鼓鼓囊囊的零钱——那点钱对他这个金丹期大圆满修士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他干脆地冲卖冰棍儿的大爷招手：“大爷，来三根奶油冰棍！”
三根裹着薄棉被的冰棍儿递过来，带着丝丝缕缕的凉气。小孩哥先递了一根给奶奶，又塞给兰子一根，自己咬着最后一根，冰凉甜润的滋味瞬间驱散了暑气。
祖孙仨人手一根冰棍儿，边啃边往胡同口走。奶奶咬着冰棍儿，眉眼笑成了一朵花，念叨着：“这奶油的就是甜，你们俩要是真考上了，奶奶给你们做红烧肉吃！”
小孩哥和兰子对视一眼，齐齐点头，笑声混着蝉鸣，飘了满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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