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第一次约会的老影院
第二天抽到的照片是两人在一家老式电影院门口的合影。照片上，林静安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蓝色工装，素云则是一条碎花裙，两人都笑得有点僵硬，但眼里有光。
“人民电影院，”林静安念着照片背后褪色的字迹，“1966年3月8日，《梁山伯与祝英台》。”
“那是我第一次和男孩子看电影，”素云回忆道，“紧张得手心都是汗，根本不知道银幕上演了什么。”
林静安从记忆盒里拿出两张泛黄的电影票根。“我存了这么多年，”他说，“中间座位，16排5号和6号。”
他描述着电影院的红色绒布座椅、空气中淡淡的霉味和香烟味、放映机光束中飞舞的尘埃。当讲到梁山伯发现祝英台是女子那段时，素云突然说：
“你当时悄悄握住了我的手。”
林静安怔住了：“你还记得？”
“怎么会忘？”素云的声音温柔如水，“你的手也在发抖，比我还紧张。电影散场后，我们沿着街道走了很久，你才敢开口说‘下次还能一起看电影吗’。”
“你让我等了整整一周才回复，”林静安假装抱怨，“那一周我每天都去邮局看有没有我的信，门卫大爷都认识我了。”
“女孩子要矜持嘛，”素云笑了，随即咳嗽起来。林静安连忙扶她坐起，轻拍她的背。咳嗽平息后，她喘着气说：“但那七天，我也没睡好。”
第二天的记忆旅行让素云疲惫但快乐。她甚至让林静安从手机里找出《梁祝》的音乐，在病房里轻声播放。小提琴声流淌在消毒水气味的空气中，有种超现实的美感。
第三天：婚礼的黑白瞬间
第三天的照片是他们唯一的婚纱照。照片上，林静安穿着借来的西装，素云是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手捧塑料花，两人站在照相馆简陋的背景布前，笑容灿烂而真挚。
“1968年11月2日，”林静安读着，“婚礼是在你家客厅办的，来了十二个人。”
“妈妈做了八道菜，邻居张阿姨贡献了一瓶葡萄酒，”素云闭上眼睛回忆，“我表哥喝多了，非要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一半忘了词。”
林静安笑起来：“你爸一直板着脸，直到我敬酒时喊了一声‘爸’，他才点点头，一口干了杯中酒。”
他从盒子里拿出一小块红色布料，已经褪色发白。“这是你头纱的一角，”他说，“搬家那么多次，我一直留着。”
素云接过那片布料，指尖轻轻摩挲：“婚礼那天下了小雨，大家都说这是好兆头，水为财。我们的小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间九平米的屋子，厕所还是公用的。”
“但我们在窗台上种了茉莉，”林静安接道，“每天早上，一推开窗就能闻到香味。你说，等茉莉开花了，我们就买个小蛋糕庆祝。”
“结果花开的时候，我们连买蛋糕的钱都没有，”素云笑着说，“你用面粉和糖做了几个饼干，还用牙签在上面画了茉莉花的图案。”
第三天的记忆旅行结束时，素云要求看看当年的结婚证。林静安从随身行李中找出那个褪色的红色小本本。两人并排的照片已经泛黄，但手写的字迹依然清晰：“林静安，男，24岁；陈素云，女，22岁。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五十二年了，”素云轻声说，“静安，我们做到了。”
“什么？”林静安问。
“白头偕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们真的做到了。”
第四天：第一个家的争吵
第四天的照片出乎意料。那是一张拍立得照片，已经严重褪色，但仍能看出是素云背对镜头坐在床边，林静安站在门口，两人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1971年夏天，”林静安的声音低沉，“我们第一次大吵。”
素云静静看着照片，良久才开口：“是为了你换工作的事。厂里要调你去外地新厂当技术骨干，三年。我想跟你一起去，但你不同意，说那边条件艰苦，让我和孩子留在城里。”
“我们吵了整整两天，”林静安回忆道，“你说我不尊重你的选择，我说我是为你和孩子着想。最后你收拾行李说要回娘家，我摔门而出。”
“后来呢？”素云问，虽然她知道答案。
“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小时，天下起雨，我浑身湿透地回到家，发现你根本没走，而是在厨房给我煮姜汤。”林静安的声音有些哽咽，“你说‘吵归吵，淋雨生病怎么办’。”
素云微笑了：“你抱住我，说‘对不起，我不该摔门’。我说‘我也不该说回娘家’。”
“那晚我们达成协议，”林静安接着说，“你先去考察一下那边的情况，如果条件可以，就全家一起搬过去。如果不适合，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八个月，”素云说，“你每两周坐一夜火车回来看我们，每次都是一身煤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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