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把最后一件叠好的旧外套塞进帆布包时,工地简易房的铁皮窗刚透进点晨光。窗外传来工人上工的吆喝声,张强应该已经去工地西侧的钢筋区干活了——她特意等这个点收拾东西,就是怕撞见他,又闹得不可开交。
上次白菜风波后没安稳半个月,矛盾又爆发了。起因不过是林晚早上蒸馒头时多放了半勺糖,张强当着五六个工人的面就把馒头摔在桌上,骂她“不会过日子,败家娘们”。林晚忍了半天才没当场发作,可晚上收工回来,张强又翻旧账,说她捡废品占了工地的“便宜”,两人吵着吵着就动了手。张强推了她一把,她撞在铁皮柜上,后腰青了一大块。
那天晚上,林晚摸着腰上的淤青,终于下了决心: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张强从来记不住她的好——记不住她每天五点起给工人做饭,记不住她晚上凿钢筋冻裂的手,记不住她把大半工资寄给李晚妈买药,只记得挑她的刺,当着人骂她,甚至动手推她。她的老实和忍耐,在他眼里成了“好欺负”,她的讲义气,成了“理所应当”。
帆布包最底下压着个蓝色封皮的账本,是她从周姐的羊绒摊带过来的旧本子。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记着这一年的收支:帮厨工资每月1500,捡废品平均每月200,合计;寄给李晚妈买药8600,自己花在吃饭上2100,剩下的8700,一部分存在银行卡里,一部分是压在木箱底的现金。她还记着别人欠她的账:老王借了300没还,工地小卖部的刘姐欠她150——这些她都没打算要了,只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算清楚。
她从木箱里拿出银行卡和现金,把现金分成两半,一半塞进贴身的口袋,一半放回木箱,又把银行卡压在现金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她用铅笔写下:“工资+废品共,寄家8600,剩余8700,我拿4300,卡和剩下的4400留你。欠的账我不要了,从此两清。”字迹写得很轻,却一笔一划很认真——她不想占张强一分便宜,也不想让他以后说她“卷钱跑了”,更不想跟他掰扯时连累家人。她太清楚张强的脾气,真要是当面提分开,他说不定会闹到工地,甚至找到李晚妈家,到时候只会让家人跟着受累。惹不起,她只能躲。
收拾完东西,帆布包沉甸甸的,装着她的衣服、账本和那4300块钱。她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大半年的简易房:铁皮柜上的搪瓷缸还在,墙角的锤子是她凿钢筋用的,床底下还有她没来得及卖的一捆废纸箱——这些都留给张强吧,算是她最后一点情分。
轻轻带上房门,晨光已经把工地的路照得很亮。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沿着工地外围的小路往镇上走,脚步走得飞快,怕被熟人撞见。到了镇上的汽车站,正好有一班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她没犹豫就买了票。汽车发动时,她看着窗外往后退的工地,心里说不清是轻松还是难受——终于不用再忍张强的脾气了,可也不知道去了北京,能不能找到活干。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走了五个多小时,到北京时已经是下午。林晚跟着人流出了汽车站,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高楼,心里有点发慌——她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找路人问了路,才知道去大红门服装市场要坐公交。挤在满是人的公交车上,她紧紧抱着帆布包,生怕钱丢了——这4300块钱,是她接下来在北京的全部指望。
到了大红门,眼前全是卖服装的摊位和批发市场,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林晚沿着路边的摊位走,看见有几家挂着“招聘店员”的牌子,心里稍微踏实了点。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把帆布包放在地上,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摸了摸口袋里的账本——账本上记着她的收支,也记着她这一年的辛苦,现在,她要靠着自己的力气,在北京重新开始。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边的灯亮了。林晚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可比工地的简易房暖和多了。她坐在床边,拿出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两清”后面又加了一句:“北京,重新开始。”写完,她把账本放进帆布包,心里有了点底气——不管以后有多难,她都不想再回到过去的日子,不想再忍任何人的脾气,只想靠自己,好好挣钱,让李晚妈放心,也让自己过上踏实的日子。
窗外的北京还很热闹,汽车的鸣笛声、人的说话声传进来,可林晚却觉得很安心。她知道,明天一早就得去应聘,找个卖服装的活,开始新的生活。而张强和工地的那些事,就像车窗外的风景,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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