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把最后一件叠好的旧外套塞进帆布包时，工地简易房的铁皮窗刚透进点晨光。窗外传来工人上工的吆喝声，张强应该已经去工地西侧的钢筋区干活了——她特意等这个点收拾东西，就是怕撞见他，又闹得不可开交。
上次白菜风波后没安稳半个月，矛盾又爆发了。起因不过是林晚早上蒸馒头时多放了半勺糖，张强当着五六个工人的面就把馒头摔在桌上，骂她“不会过日子，败家娘们”。林晚忍了半天才没当场发作，可晚上收工回来，张强又翻旧账，说她捡废品占了工地的“便宜”，两人吵着吵着就动了手。张强推了她一把，她撞在铁皮柜上，后腰青了一大块。
那天晚上，林晚摸着腰上的淤青，终于下了决心：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张强从来记不住她的好——记不住她每天五点起给工人做饭，记不住她晚上凿钢筋冻裂的手，记不住她把大半工资寄给李晚妈买药，只记得挑她的刺，当着人骂她，甚至动手推她。她的老实和忍耐，在他眼里成了“好欺负”，她的讲义气，成了“理所应当”。
帆布包最底下压着个蓝色封皮的账本，是她从周姐的羊绒摊带过来的旧本子。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记着这一年的收支：帮厨工资每月1500，捡废品平均每月200，合计；寄给李晚妈买药8600，自己花在吃饭上2100，剩下的8700，一部分存在银行卡里，一部分是压在木箱底的现金。她还记着别人欠她的账：老王借了300没还，工地小卖部的刘姐欠她150——这些她都没打算要了，只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算清楚。
她从木箱里拿出银行卡和现金，把现金分成两半，一半塞进贴身的口袋，一半放回木箱，又把银行卡压在现金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她用铅笔写下：“工资+废品共，寄家8600，剩余8700，我拿4300，卡和剩下的4400留你。欠的账我不要了，从此两清。”字迹写得很轻，却一笔一划很认真——她不想占张强一分便宜，也不想让他以后说她“卷钱跑了”，更不想跟他掰扯时连累家人。她太清楚张强的脾气，真要是当面提分开，他说不定会闹到工地，甚至找到李晚妈家，到时候只会让家人跟着受累。惹不起，她只能躲。
收拾完东西，帆布包沉甸甸的，装着她的衣服、账本和那4300块钱。她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大半年的简易房：铁皮柜上的搪瓷缸还在，墙角的锤子是她凿钢筋用的，床底下还有她没来得及卖的一捆废纸箱——这些都留给张强吧，算是她最后一点情分。
轻轻带上房门，晨光已经把工地的路照得很亮。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沿着工地外围的小路往镇上走，脚步走得飞快，怕被熟人撞见。到了镇上的汽车站，正好有一班去北京的长途汽车，她没犹豫就买了票。汽车发动时，她看着窗外往后退的工地，心里说不清是轻松还是难受——终于不用再忍张强的脾气了，可也不知道去了北京，能不能找到活干。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走了五个多小时，到北京时已经是下午。林晚跟着人流出了汽车站，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高楼，心里有点发慌——她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找路人问了路，才知道去大红门服装市场要坐公交。挤在满是人的公交车上，她紧紧抱着帆布包，生怕钱丢了——这4300块钱，是她接下来在北京的全部指望。
到了大红门，眼前全是卖服装的摊位和批发市场，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林晚沿着路边的摊位走，看见有几家挂着“招聘店员”的牌子，心里稍微踏实了点。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把帆布包放在地上，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摸了摸口袋里的账本——账本上记着她的收支，也记着她这一年的辛苦，现在，她要靠着自己的力气，在北京重新开始。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边的灯亮了。林晚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可比工地的简易房暖和多了。她坐在床边，拿出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两清”后面又加了一句：“北京，重新开始。”写完，她把账本放进帆布包，心里有了点底气——不管以后有多难，她都不想再回到过去的日子，不想再忍任何人的脾气，只想靠自己，好好挣钱，让李晚妈放心，也让自己过上踏实的日子。
窗外的北京还很热闹，汽车的鸣笛声、人的说话声传进来，可林晚却觉得很安心。她知道，明天一早就得去应聘，找个卖服装的活，开始新的生活。而张强和工地的那些事，就像车窗外的风景，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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