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6日,厦门市湖里区的初秋带着咸涩的海风,高崎渔港的渔火还没熄灭,橙黄色的光映在海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张建国站在高崎新村小区的老榕树下,警服下摆沾着海风卷来的细沙,手里攥着的福建警方协查函,封皮上“2015年郑晓燕被杀案”的字迹被海雾浸得有些模糊——这是第十二起与白银系列案手法相似的案件,但现场留下的“42码运动鞋鞋印混有菲律宾蛤仔壳碎屑”,是此前所有案件里从未出现过的独特线索,像一根带着海腥味的引线,牵着他往渔港深处探寻。
“张队,郑晓燕住的503室,房东这两年只敢偶尔来开窗通风,里面的东西都没动过。”厦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林斌队长递来一双鞋套,指尖带着渔港特有的湿冷,“2015年案发时,我们在卧室地板的裂缝里抠出了三根毛发,还有鞋印里的海沙——技术科后来确认,那些海沙里的蛤仔壳,是高崎渔港独有的菲律宾蛤仔,只有每天凌晨去码头接货的摊贩,才能沾到这么新鲜的碎屑。”
张建国套上鞋套,跟着林斌往楼上走。老旧小区的楼梯间贴着褪色的渔船海报,墙根处积着一层薄薄的海沙,每走一步都能听到“沙沙”的摩擦声。503室的门推开时,一股混合着海风、灰尘和旧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客厅的藤椅上搭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茶几上放着一个没吃完的土笋冻,碗边还沾着些许酱汁;卧室里,郑晓燕的工作证掉在地板上,照片里的姑娘扎着马尾,笑容干净,而她倒下的位置,地板上还留着淡淡的暗红色印记,与旁边翻倒的化妆品瓶形成刺眼的对比。
林斌蹲下身,指着地板上的印记:“当时我们在这枚42码运动鞋鞋印里,除了蛤仔壳碎屑,还发现了一点鱼油的痕迹——不是普通的食用油,是渔港里用来保鲜海鲜的深海鱼油,只有经常接触冰鲜海鲜的人,才会沾到这种味道。”他从物证袋里拿出一张现场照片,照片里的鞋印边缘,几枚细小的蛤仔壳碎屑清晰可见,“这双鞋是‘安踏’的基础款,但鞋头内侧有特殊的磨损——应该是长期蹲在码头搬海鲜箱,鞋头反复蹭到水泥地磨出来的,这跟普通打工者的磨损痕迹完全不一样。”
张建国盯着照片里的鞋印磨损处,心里有了方向:“郑晓燕跟渔港有过交集吗?比如买海鲜时跟摊贩起过冲突?”
“郑晓燕在‘厦门电子元件厂’做质检,每天下班会绕过高崎渔港的早市买海鲜。”林斌拿出一份询问笔录,“她的邻居王阿姨说,案发前一周,郑晓燕跟一个卖蛤仔的摊贩吵过架——那个摊贩称蛤仔时少了二两,郑晓燕让他补,对方不仅不补,还说‘城里人像苍蝇一样,就会挑刺’,最后郑晓燕没买就走了,那个摊贩还在背后骂她‘活该没人要’。”
“那个摊贩长什么样?”张建国追问。
“王阿姨记得他穿灰色工装,戴黑色渔夫帽,说话带甘肃口音,而且左手食指少了一节——说是之前在码头搬箱子,被冰锥砸断的。”林斌补充道,“我们后来查过2015年高崎渔港的摊贩登记,符合‘甘肃籍、左手缺指、卖蛤仔’的,只有一个叫吴涛的人。”
这个名字让张建国立刻想起孙强的审讯记录——孙强曾提到过一个“左手缺指的同乡吴涛”,2014年在广州帮他卖过豆制品,2015年说要去厦门“做海鲜生意”,还问过他“怎么让人查不到跟踪的痕迹”。他立刻让技术科调取吴涛的户籍信息,照片里的男人左手食指确实短了一截,嘴角有一道浅疤,与王阿姨描述的摊贩完全吻合。
接下来的三天,排查围绕吴涛展开。渔港管理处的记录显示,吴涛2015年3月租了摊位卖蛤仔,每天凌晨三点去码头接货,下午六点收摊,12月5日(郑晓燕案发后第三天)突然退租,押金都没要;电子元件厂的监控显示,案发当天晚上七点十分,一个穿灰色工装、戴渔夫帽的男人,在厂门口跟着郑晓燕走了两个路口,随后借着渔港的人流消失;更关键的是,吴涛2015年9月在湖里区一家运动用品店买过一双42码的“安踏”运动鞋,付款记录还在,而这家店卖出的同款鞋,鞋头材质与现场鞋印的磨损特征完全匹配。
9月12日,厦门警方在集美区一家海鲜冷库找到吴涛——他化名“吴磊”,在冷库做搬运工,左手缺指的特征很明显。张建国带着民警潜伏在冷库门口,看着吴涛穿着灰色工装走出大门,脚上的白色“安踏”运动鞋鞋头磨损处,与现场照片里的痕迹一模一样。
“行动!”张建国一声令下,民警们迅速围上去。吴涛看到警服,转身就想往冷库跑,却被民警抓住胳膊。“你们凭什么抓我?”他嘶吼着,左手的残指因为用力而扭曲。
“2015年高崎新村的郑晓燕,是不是你杀的?”张建国拿出蛤仔壳碎屑的物证袋,“你鞋上的磨损、渔港的鱼油味、还有这个——只有你卖过的菲律宾蛤仔,才会有这种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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