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国立刻让小李去机床厂，调取高承勇1985年的处分记录，还有当时的相关证人证词。下午三点，小李满头大汗地拿着一份泛黄的记录回来，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张队，高承勇1985年确实出了事故，他在操作机床的时候，因为分心，导致一台价值十几万的机床损坏，厂里给他记了大过，还扣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这对他来说打击很大，因为他当时正准备攒钱给儿子治病。他当时跟车间主任吵得特别凶，说主任是故意针对他，还扬言要‘让所有人都付出代价’，后来还是厂长出面调解，这事才平息下来，但他心里一直记恨着车间主任。”
“故意针对他？”张建国拿起记录仔细看了起来，上面详细记录了事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车间主任是谁？现在还在机床厂吗？能不能联系上他，跟他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车间主任叫刘志强，两年前因为身体不好退休了，现在住在机床厂家属院，离咱们局不远。”小李回答，“我已经跟他儿子联系过了，他儿子说刘志强愿意跟我们聊聊高承勇的事，还说有些情况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下午四点，张建国和小李带着水果，来到刘志强家。刘志强家住在一楼，院子里种着几棵月季花，开得正艳。听到敲门声，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蓝色衬衫的老人打开了门，正是刘志强。他看到张建国一行人，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里：“张警官，快进来坐，我早就等着你们了。关于高承勇的事，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说，那小子当初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屋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老式的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刘志强年轻时的照片。坐下后，刘志强给他们倒了水，然后缓缓开口：“高承勇这个人，性格太偏激了，还特别自卑，别人稍微说他一句不好，他就记在心里，觉得别人看不起他。1985年那次事故，明明是他自己上班时间走神，跟同事聊天，才导致机床损坏，却说是我故意针对他，还到处跟其他同事说我收了好处，故意刁难他。后来厂里给他处分，他就更恨我了，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他故意把热汤洒在我身上，还恶狠狠地说我‘活该倒霉’，要不是其他同事拉着，他说不定还会动手打我。”
“他除了跟你有矛盾，跟其他同事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跟谁结过仇？”张建国追问，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跟谁的关系都不好，他总觉得别人都在议论他、嘲笑他，同事们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不睬，整天一个人待在角落里，像个闷葫芦。有时候还会盯着女同事看，眼神特别吓人，直勾勾的，看得人心里发毛。”刘志强回忆道，“有一次，我们车间的一个女同事，叫赵秀，跟他开玩笑，说他穿的衣服太旧了，该买件新的了，他当场就翻脸了，拍着桌子跟赵秀吵架，说赵秀‘狗眼看人低’，还说要‘教训教训她’，后来被车间里的老工人拉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跟他开玩笑了。”
张建国又问了几个关于高承勇平时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的问题，刘志强都一一详细回答了。离开刘志强家后，张建国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高承勇的犯罪，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不顺和生活压力，更多的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偏激，他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都归咎于别人，用伤害无辜者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恨，这样的人，即使没有1985年的处分，也迟早会因为其他小事走上犯罪的道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晚上七点，张建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饭，两菜一汤，都是他爱吃的。儿子小明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看到他回来，立刻兴奋地跑过来：“爸爸，你回来啦！今天老师表扬我了，说我作业写得好！”张建国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心里的疲惫消散了不少。妻子连忙接过他的外套，挂在衣架上：“今天庭审结束了，结果怎么样？那个凶手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高承勇被判了死刑，很快就会执行。”张建国坐在椅子上，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只是看到受害者家属的样子，心里特别不好受，她们这一辈子，都被毁了。”
妻子沉默着，给张建国盛了一碗饭，放在他面前：“你已经尽力了，别太自责了。那些家属虽然痛苦，但至少凶手得到了惩罚，她们心里能好受一些，慢慢会好起来的。你也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家里还有我和小明呢。”张建国点了点头，拿起筷子，却没什么胃口，脑子里全是白天庭审时受害者家属的样子。他想起崔金梅母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样子，想起小雅眼角的泪痕，想起李红父母苍老而悲伤的脸——这些画面，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无法释怀。
7月10日，是高承勇的死刑执行日。张建国没有去现场，他觉得没有必要，凶手的伏法是必然的，他更想把时间花在那些需要安慰的受害者家属身上。他带着一束白色的菊花，来到了崔金梅、王丽、李红的墓前。墓地在城郊的山上，很安静，周围种着很多松树，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墓碑上的照片，三个女孩笑得格外灿烂，眼神清澈，仿佛从未经历过那些黑暗和痛苦。张建国把菊花放在每个墓碑前，然后蹲下身，轻声说：“凶手已经受到了惩罚，你们可以安心了，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了，你们在天上好好的，保佑你们的家人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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