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白银市的沙尘天连着来了三天，空气里飘着细小的沙粒，吸进肺里带着糙意。张建国蹲在纺织厂家属院外的小巷里，指尖捏着半枚烟蒂，烟蒂上还沾着一点未烧尽的烟草，旁边是一小撮新鲜的泥土——这是巡逻民警刚刚发现的，距离上次找到威胁纸条的墙角不到十米。
“张队，烟蒂已经装袋了，技术科的人马上过来。”小李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物证袋，脸色比天气还沉，“这三天我们24小时巡逻，家属院的女工都没敢单独出门，怎么凶手还敢在这附近活动？”
张建国没说话，目光扫过小巷的墙面。这是条死胡同，尽头是堵断墙，墙上满是涂鸦，地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沙尘和雨水混合的泥。烟蒂落在靠近断墙的位置，旁边的泥土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还是42码的男士皮鞋印，跟“5·26案”现场的鞋印轮廓相似，只是这次的脚印沾了泥，比上次清晰一点——鞋底纹路里能看到细小的凹槽，像是解放牌皮鞋特有的“回”字形纹路。
“凶手是故意的。”张建国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沙尘，“他知道我们在巡逻，还敢来这里抽烟，留烟蒂和脚印，就是在挑衅。”
正说着，技术科的老陈提着箱子赶来，蹲下身用镊子夹起烟蒂，放进物证袋里，又用相机拍下脚印：“张队，烟蒂上有唾液，能提取DNA，但还是得送省厅，咱们局里做不了精细检测。脚印确实是解放牌皮鞋，这种鞋在白银的国营工厂里很常见，特别是机床厂、农机厂，工人几乎人手一双。”
“机床厂、农机厂……”张建国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名字，“小李，你带两个人去这两个厂，查所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重点查最近半个月有夜班、或者请假的人。另外，跟厂保卫科要职工名单，把住址在纺织厂家属院附近的人标出来，逐个排查。”
小李刚要应声，口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响了，“滴滴”的声音在安静的小巷里格外刺耳。他掏出传呼机一看，脸色瞬间变了：“张队，局里来消息，东山路那边的家属院，发现一具女尸，死状跟崔金梅一样！”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手里的烟蒂物证袋差点掉在地上：“什么时候发现的？死者是谁？”
“刚发现没多久，死者是东山路家属院的女工，叫王丽，28岁，在针织厂上班，也是被人一刀割喉，房门没被撬，屋里被翻乱了，没找到财物丢失的痕迹。”小李的声音发颤，“局里让我们立刻过去。”
张建国没再多说，转身就往警车方向跑，军大衣的衣角在风里翻飞。东山路家属院距离纺织厂家属院有三公里，是另一处国营厂的家属区，同样都是平房，同样住的都是单身女工——凶手不仅在挑衅，还在扩大作案范围，专挑单身女工下手。
警车在沙尘里疾驰，车窗外的街景飞快后退，张建国盯着前方模糊的路，手指紧紧攥着方向盘，指节泛白。他想起崔金梅母亲哭红的眼睛，想起纺织厂家属院女工们恐惧的眼神，现在又多了一个王丽，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再抓不到凶手，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受害者。
二十分钟后，警车停在东山路家属院门口。院子里已经拉了警戒线，围了不少居民，议论声里带着恐慌。张建国挤过人群，走到最里面的平房前，法医老周正蹲在门口检查，看到他来，站起身摇了摇头：“跟崔金梅案一模一样，致命伤是颈部锐器伤，切断颈动脉，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身上有控制造成的淤青，没有性侵痕迹，房门没被撬，应该是熟人或者凶手骗开门的。”
张建国走进屋里，一股熟悉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比崔金梅案的味道更浓。王丽倒在卧室的床边，穿着粉色的睡衣，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渗血，染红了身下的地板。卧室里的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衣服扔了一地，梳妆台上的化妆品被扫到地上，碎了一地玻璃——跟崔金梅家的场景几乎复刻，凶手还是在翻找什么，但没动梳妆台上的铁皮钱盒，钱盒里的几十块现金还在。
“张队，你看这个。”技术科的同事在床底喊了一声，手里拿着一张折叠的纸条。张建国走过去，接过纸条展开，上面用铅笔写着同样歪歪扭扭的字：“我说过，游戏才刚刚开始”。
纸条的边缘沾着一点纤维，像是从睡衣上勾下来的。张建国捏着纸条，心里的火气越来越盛——凶手不仅模仿作案手法，还留下同样的纸条，分明是把警方的巡逻当成了摆设，把杀人当成了“游戏”。
“查房间里的脚印和指纹。”张建国的声音冷得像冰，“重点找42码的男士皮鞋印，还有有没有戴手套留下的纤维痕迹。另外，查王丽的社会关系，她在针织厂的同事、领导，有没有被跟踪过，跟崔金梅有没有交集。”
小李立刻去联系针织厂，老陈带着技术科的人开始在屋里喷洒显影剂。很快，地面上出现了几枚清晰的42码皮鞋印，跟纺织厂小巷里发现的脚印一模一样，都是解放牌皮鞋的“回”字形纹路。更重要的是，在衣柜的门把手上，技术科的同事发现了一点黑色的纤维：“张队，这是羊毛纤维，应该是凶手戴的手套上掉下来的，跟崔金梅家衣柜上发现的纤维成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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