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风还没暖透，母亲的咳嗽却突然加重，夜里咳得喘不上气，脸色惨白如纸。“马海燕”抱着母亲哭着催杨树彬：“快去请个医生来，再拖下去要出人命了！”
杨树彬揣着仅有的几十块钱，跑遍了城中村的小诊所，可医生一听说没身份证、没足够的药钱，都摇着头拒绝。最后一家诊所的老大夫心软，给他开了点应急的药，叹着气说：“这药只能顶两天，要想治病，得去大医院做检查，至少要五百块，你们……早点凑钱吧。”
五百块，对现在的杨树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攥着药盒，走在尘土飞扬的巷子里，心里像被烧得慌。路过一家废品站时，老板正对着伙计骂骂咧咧：“昨天收的那批铜料，少了半袋！谁要是能帮我找回来，我给五百块奖金！”
杨树彬的脚步顿住了。他知道那批铜料——前几天分拣时，他见过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偷藏过。他要是把人指认出来，不仅能拿到奖金给母亲治病，说不定还能在老板面前讨个好，以后找活也方便些。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身份。那些偷铜料的人，一看就是亡命之徒，要是被指认，肯定会报复；更重要的是，一旦牵扯进这事，少不了要和警察打交道，他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
纠结了一夜，母亲的咳嗽声越来越弱，杨树彬终于下定了决心——为了母亲，他赌一把。
第二天一早，他悄悄跟着那几个偷铜料的年轻人，看着他们把铜料藏在城郊的破庙里，然后赶紧跑回废品站，告诉了老板。老板大喜过望，立刻报了警，还拍着杨树彬的肩膀说：“老王，你够意思！等抓住人，奖金一分不少给你！”
杨树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假装淡定地说：“我就是碰巧看到，老板不用客气。”他想着拿到奖金就赶紧带母亲去看病，然后带着家人离开兰州，越远越好。
可没过多久，警车就来了。民警围着废品站老板询问情况，老板指着杨树彬说：“是他发现的，你们问他！”
杨树彬的脸瞬间白了，转身就想跑，却被一个民警叫住：“同志，麻烦你过来一下，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他硬着头皮走过去，低着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民警拿出纸笔，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身份证带了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破庙方向传来一阵骚动——那几个偷铜料的年轻人发现被包围，竟然拒捕反抗，和民警扭打了起来。现场一片混乱，没人再顾及杨树彬。他趁机挤出人群，一路狂奔，跑回了家。
“马海燕”看到他脸色惨白，赶紧问：“怎么了？拿到奖金了吗？”
杨树彬摇着头，喘着气说：“别提了，差点被警察认出来！我们赶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
“那妈怎么办？”“马海燕”的声音带着哭腔，“她现在连路都走不动了……”
杨树彬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母亲，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现在走，母亲可能撑不过路上的颠簸；可不走，警察随时可能找过来，一家人都得完。
就在他左右为难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杨树彬的身子瞬间僵住，手里的行李掉在地上。“马海燕”吓得脸色惨白，抱着小宝躲到了床后。
敲门声越来越响，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老王，你在家吗？我是废品站的，警察让你去做个笔录！”
是废品站老板！杨树彬的心沉到了谷底——老板肯定是带着警察来的。他缓缓地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上，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就在他准备开门时，门外的声音突然变了：“老王？不在家吗？那算了，警察说不用找了，人已经抓住了，奖金我先帮你存着，你回来记得找我要！”
杨树彬屏住呼吸，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才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原来，民警忙着处理拒捕的小偷，没心思再找他做笔录，让老板帮忙带话。
虚惊一场，可杨树彬却再也不敢待下去了。他背起昏迷的母亲，“马海燕”抱着小宝，一家人趁着混乱，悄悄离开了兰州，坐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火车上，“马海燕”用毛巾蘸着冷水，敷在母亲的额头上，小声说：“彬哥，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杨树彬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一片茫然。他不知道，也不敢想。他只知道，为了母亲，为了妻子和孩子，他必须继续逃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跳。
而此时，兰州警方虽然没能抓住杨树彬，却从废品站老板口中，得到了“老王”的体貌特征——膝盖有淤青、身上有垃圾味、说话带东北口音，这些线索，让他们对“王学礼”的追查，又近了一步。
逃亡的路，依旧漫长而艰难。杨树彬抱着怀里的儿子，感受着他温热的呼吸，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多难，都要带着家人活下去。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快要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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