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二,清晨。
《新女性》杂志社的编辑室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一张空白稿纸,标题已经写好:
英雄救美,还是法盲无畏?——论何书桓“护花受伤”事件的法律与道德边界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冬日稀薄的阳光照在梧桐树枝上,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街上传来电车驶过的叮当声,卖早点的吆喝声,上海在晨光中渐渐苏醒。
“写不出来?”顾慎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过头。他站在编辑室门口,手里拿着一杯热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
“不是写不出来。”我说,“是在想,该写到什么程度。”
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拖了把椅子在旁边坐下:“文章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你想让读者看到什么?”
“真相。”我说,“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顾慎之点点头:“那就写你能写的真相。”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龙井,温度正好,清香中带着淡淡的涩。
“何书桓这件事,”我放下茶杯,“表面看是痴情公子为爱受伤,值得同情,值得歌颂。但仔细一想,不对。”
“哪里不对?”
“第一,警方是在执行公务,逮捕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何书桓作为公民,有义务配合,而不是阻拦。”
“第二,他受伤是因为和记者发生冲突。记者有没有采访权?有。有没有拍照权?有。他用什么理由阻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把这件事渲染成‘为爱牺牲’,把自己塑造成悲情英雄。但这种英雄主义,建立在对法律的漠视上,建立在把私人情感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我一口气说完,看向顾慎之:“你觉得呢?”
他推了推眼镜,微微一笑:“说得很好。但读者爱看故事,不爱听道理。”
“所以我得把道理藏在故事里。”我说。
“用你的笔名?”他问。
“嗯,‘黑豹女士’。”
顾慎之笑了:“这个笔名很适合你。锋利,清醒,不妥协。”
我重新拿起笔。
笔尖落下,墨水在纸上洇开,形成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字:
“近日,沪上一则‘英雄救美’的新闻引发热议。某富家公子在未婚妻母亲被警方带走时‘挺身而出’,与现场记者发生冲突,导致受伤入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其‘痴情’‘勇敢’,却少有人问:此举真的值得称颂吗?”
我停了一下,继续写: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警方是在依法执行公务。逮捕令是经过合法程序签发的,涉嫌的罪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收受贿赂’等严重经济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执法,而不是以‘保护’为名进行阻拦。”
“其次,现场记者在履行采访职责。新闻自由是社会监督的重要一环,记者有权记录重大公共事件。阻拦记者采访,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是对新闻自由的不尊重,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
“再次,将此类行为美化‘英雄救美’,实则传递了一种危险的价值观:即个人情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私人关系可以干扰司法程序。如果每个人都以‘保护家人’为由阻拦执法,社会秩序将如何维持?法律的尊严将何在?”
写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笔锋一转:
“当然,我们理解当事人在面对亲人被带走的慌乱与痛苦。但真正的保护,不是阻拦执法,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帮助;不是制造冲突,而是保持理性,尊重程序。”
“爱,不应该是违法的借口;情,不应该是抗法的理由。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法律的边界,就是行为的边界。越过这条边界,无论动机多么‘高尚’,都不是英雄,而是法盲。”
“最后,希望此事能给所有人提个醒:在面对法律时,请保持敬畏;在面对情感时,请保持清醒。英雄救美的浪漫故事,只存在于小说里。现实生活里,我们都应该是守法的公民。”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顾慎之拿起稿纸,仔细看了一遍。看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怎么了?”我问,“写得太尖锐?”
“不,”他说,“写得太好了。好到……可能会惹麻烦。”
“什么麻烦?”
“何家不会喜欢这篇文章。”顾慎之把稿纸放回桌上,“何书桓的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你把他的儿子写成‘法盲’,等于在打何家的脸。”
“我说的是事实。”
“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伤人。”顾慎之说,“但你既然写了,就该发。我支持你。”
我看着他:“你确定?可能会连累你。”
“连累?”他笑了,“陆依萍,我们早就在一条船上了。”
这话说得很轻,但很坚定。
我点点头,把稿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新女性》杂志编辑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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