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做空的那十五万大洋，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设立工人互助基金。
顾慎之联系了安娜律师，拟定了基金章程。宗旨很明确：为受企业欺压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小额救助。初始资金五万大洋，从做空利润中出。
“基金的管理委员会，我想请安娜律师、纱厂女工互助会的负责人，还有秦五爷派个代表。”我对顾慎之说，“三方监督，账目公开。”
“好主意。”顾慎之在章程上补充，“再加一条——凡受助者，需承诺在有能力时回馈基金，帮助更多人。”
“薪火相传。”我点头。
章程拟好后，我们约安娜律师在咖啡馆见面。安娜看了章程，很赞赏：“陆小姐，这个基金很有意义。我代理过不少劳工案件，知道他们维权的艰难。有这笔钱，至少能请得起律师，打得起官司。”
“那就拜托安娜律师了。”我说。
“放心。”安娜收起章程，“我会找几个可靠的年轻律师一起做，算是……公益案件。”
事情办妥后，我心里轻松了些。那十五万大洋带来的沉重感，终于找到了出口。
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顾慎之带来了新消息。
那天是周三，下午三点，我正和方瑜讨论服装厂的制服设计方案。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顾慎之走进来，脸色少有的凝重。
“依萍，方小姐。”他点头示意，“有急事。”
方瑜识趣地起身：“那我先下去，你们聊。”
她离开后，顾慎之关上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看看这个。”
我接过文件。是英文的，打印得很密。我英语不算好，但勉强能看懂大意——是美国那边的经济报告，预测股市过热，可能出现大幅回调。
“这是……”
“我美国的朋友寄来的。”顾慎之压低声音，“华尔街那边，已经有聪明钱开始撤退了。”
我心头一紧：“你是说……”
“金融危机。”顾慎之吐出这四个字，“可能很快会波及全球。上海……不会幸免。”
我放下文件，走到窗前。窗外阳光正好，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但顾慎之的话像一层阴云，笼罩下来。
“有多快？”我问。
“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顾慎之说，“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撤离什么？”
“资产。”他走到我身边，“股票、债券、房地产……一切以纸面价值计价的东西。危机一来，这些都会贬值。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换成硬通货——黄金、白银、外汇。”
我想起重生前的记忆。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确实波及了上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无数人倾家荡产。只是那时我还困在陆家，对经济一窍不通，只记得物价飞涨，日子艰难。
“你有具体计划吗？”我问。
“有。”顾慎之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列出的资产清单。需要处理的，需要保留的，需要转移的，都标出来了。”
我接过清单细看。上面列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陆氏商行的股份、服装厂的投资、版税存款、做空利润……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大洋。
“这么多……”我有些惊讶。
“大部分是纸面财富。”顾慎之说得很冷静，“危机一来，可能缩水一半。”
一半——十万大洋打水漂。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怎么办？”
“三步走。”顾慎之在纸上写，“第一，逐步减持陆氏商行非核心资产。第二，服装厂的建设放缓，等危机过去再说。第三，把现金换成黄金和美元，存在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安全吗？”
“相对安全。”他说，“花旗、汇丰这些外资银行，背后有本国政府支撑。中资银行……难说。”
我想了想：“我听你的。但有个问题——如果金融危机真的来了，普通人怎么办？那些工人，那些小商贩……”
顾慎之沉默了一会儿：“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第二件事。”
他摊开另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金字塔结构。
“看这里。”他指着金字塔底层，“危机来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底层——工人失业，小商贩破产，百姓日子难过。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撤离，那和那些黑心老板有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是……”
“撤离资产的同时，我们要想办法帮更多人。”顾慎之说，“比如，服装厂虽然放缓建设，但可以小规模招工，给一些失业女性提供岗位。再比如，工人互助基金可以扩大规模，帮助更多人渡过难关。”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坐在那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很认真，很坚定。
“顾慎之，”我轻声问，“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想了想，“为了证明，在这个乱世里，赚钱和良心可以并存。为了证明，资本家不都是吸血鬼。为了证明……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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