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做空的那十五万大洋,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设立工人互助基金。
顾慎之联系了安娜律师,拟定了基金章程。宗旨很明确:为受企业欺压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和小额救助。初始资金五万大洋,从做空利润中出。
“基金的管理委员会,我想请安娜律师、纱厂女工互助会的负责人,还有秦五爷派个代表。”我对顾慎之说,“三方监督,账目公开。”
“好主意。”顾慎之在章程上补充,“再加一条——凡受助者,需承诺在有能力时回馈基金,帮助更多人。”
“薪火相传。”我点头。
章程拟好后,我们约安娜律师在咖啡馆见面。安娜看了章程,很赞赏:“陆小姐,这个基金很有意义。我代理过不少劳工案件,知道他们维权的艰难。有这笔钱,至少能请得起律师,打得起官司。”
“那就拜托安娜律师了。”我说。
“放心。”安娜收起章程,“我会找几个可靠的年轻律师一起做,算是……公益案件。”
事情办妥后,我心里轻松了些。那十五万大洋带来的沉重感,终于找到了出口。
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顾慎之带来了新消息。
那天是周三,下午三点,我正和方瑜讨论服装厂的制服设计方案。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顾慎之走进来,脸色少有的凝重。
“依萍,方小姐。”他点头示意,“有急事。”
方瑜识趣地起身:“那我先下去,你们聊。”
她离开后,顾慎之关上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看看这个。”
我接过文件。是英文的,打印得很密。我英语不算好,但勉强能看懂大意——是美国那边的经济报告,预测股市过热,可能出现大幅回调。
“这是……”
“我美国的朋友寄来的。”顾慎之压低声音,“华尔街那边,已经有聪明钱开始撤退了。”
我心头一紧:“你是说……”
“金融危机。”顾慎之吐出这四个字,“可能很快会波及全球。上海……不会幸免。”
我放下文件,走到窗前。窗外阳光正好,街道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但顾慎之的话像一层阴云,笼罩下来。
“有多快?”我问。
“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顾慎之说,“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撤离什么?”
“资产。”他走到我身边,“股票、债券、房地产……一切以纸面价值计价的东西。危机一来,这些都会贬值。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换成硬通货——黄金、白银、外汇。”
我想起重生前的记忆。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确实波及了上海。银行倒闭,企业破产,无数人倾家荡产。只是那时我还困在陆家,对经济一窍不通,只记得物价飞涨,日子艰难。
“你有具体计划吗?”我问。
“有。”顾慎之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列出的资产清单。需要处理的,需要保留的,需要转移的,都标出来了。”
我接过清单细看。上面列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陆氏商行的股份、服装厂的投资、版税存款、做空利润……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大洋。
“这么多……”我有些惊讶。
“大部分是纸面财富。”顾慎之说得很冷静,“危机一来,可能缩水一半。”
一半——十万大洋打水漂。这个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怎么办?”
“三步走。”顾慎之在纸上写,“第一,逐步减持陆氏商行非核心资产。第二,服装厂的建设放缓,等危机过去再说。第三,把现金换成黄金和美元,存在外资银行。”
“外资银行安全吗?”
“相对安全。”他说,“花旗、汇丰这些外资银行,背后有本国政府支撑。中资银行……难说。”
我想了想:“我听你的。但有个问题——如果金融危机真的来了,普通人怎么办?那些工人,那些小商贩……”
顾慎之沉默了一会儿:“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第二件事。”
他摊开另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金字塔结构。
“看这里。”他指着金字塔底层,“危机来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底层——工人失业,小商贩破产,百姓日子难过。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撤离,那和那些黑心老板有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是……”
“撤离资产的同时,我们要想办法帮更多人。”顾慎之说,“比如,服装厂虽然放缓建设,但可以小规模招工,给一些失业女性提供岗位。再比如,工人互助基金可以扩大规模,帮助更多人渡过难关。”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坐在那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很认真,很坚定。
“顾慎之,”我轻声问,“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想了想,“为了证明,在这个乱世里,赚钱和良心可以并存。为了证明,资本家不都是吸血鬼。为了证明……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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