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慎之从苏州回来的那天,上海下了一场罕见的秋雨。
雨不大,但绵密,从清晨一直下到傍晚。书店门口的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梧桐叶湿漉漉地贴在路面上,黄包车驶过时会带起细碎的水花。
下午四点,门被推开了。
顾慎之站在门口,一身深灰色西装湿了大半,头发也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他手里拎着一个皮质行李箱,风尘仆仆,但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
“顾教授!”可心第一个站起来,“您回来了!”
“回来了。”顾慎之把行李箱放在门口,摘下帽子抖了抖雨水,“路上遇到铁路塌方,耽误了一天。”
傅文佩赶紧递上干毛巾:“快擦擦,别着凉了。”
我接过他的行李箱:“苏州的事办得怎么样?”
“很顺利。”顾慎之边擦头发边说,“叔父答应捐三千大洋,还送了一整批棉布和绸缎,已经装车运来了,大概后天到。”
“三千?”我有些意外,“之前不是说两千吗?”
“加了一千。”顾慎之在窗边坐下,接过可心端来的热茶,“我跟叔父说,培训学校第一期计划招五十个学生,包食宿,三个月学期。他算了笔账,觉得划算——五十个经过培训的女工,只要有一半愿意去他厂里,就值这个价。”
果然还是商人思维。但无所谓,只要钱到位,各取所需。
“外交部的事,”我等他喝完茶,才开口,“你知道了吧?”
顾慎之放下茶杯,神色严肃起来:“路上收到你的电报了。具体情况说说。”
我把如萍来访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包括何兆丰可能索要股份、外交部新规的事,还有秦五爷提到的陈司长。
顾慎之听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衬得室内的寂静更加沉重。
“何兆丰这个人,”他终于开口,“我打过交道。”
我心头一动:“你认识他?”
“三年前,我还在圣约翰教书时,他儿子——也就是何书桓,是我的学生。”顾慎之说,“何兆丰来参加过家长会,我跟他聊过几句。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精明,也很危险。”
“怎么危险?”
“他看人的眼神,像是在估价。”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打量你能给他带来多少利益,值不值得投资。而且,他在外交部这些年,确实没少捞好处。只是他做得隐蔽,抓不到把柄。”
“如萍说的那个《涉外传媒管理暂行办法》,你知道吗?”
“知道。”顾慎之点头,“文件草稿我见过。确实是外交部新闻司牵头起草的,陈司长是主要负责人。但这份文件的本意,是规范外国媒体在上海的活动,不是针对本土民营电台。”
“那何兆丰……”
“他是想借题发挥。”顾慎之冷笑,“文件里有一条模糊地带:‘涉及中外合资的文化传媒项目,须经外交部特别审批’。我们的电台有秦五爷的投资,秦五爷有法国背景——这就给了何兆丰操作空间。”
我明白了:“所以他说要‘提前沟通’,就是要我们给他好处,他就在审批上放水?”
“大概率是这样。”顾慎之说,“而且他胃口不小,开口就要三成股份。这不是临时起意,是早有预谋。”
傅文佩担忧地问:“那怎么办?外交部的人,我们惹不起啊。”
“惹不起也要惹。”顾慎之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份文件夹,“不过,我们不需要直接跟何兆丰硬碰硬。秦五爷说得对,借力打力才是上策。”
他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名单——外交部新闻司的人员构成,每个人后面都标注着职务、背景、关系网。
“陈司长,陈铭远,四十八岁,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大教过书,后来进的外交部。”顾慎之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这个人很正派,但也很固执。他起草那份管理办法,是真的想规范行业,不是想捞钱。”
“所以秦五爷说他油盐不进?”
“对。”顾慎之点头,“他不收礼,不赴宴,只认理。但如果你能说服他,你的项目符合规范,对社会有益,他就会帮忙。”
我想了想:“那我们就去找陈司长,说明情况。”
“现在还不是时候。”顾慎之说,“我们要先拿到何兆丰索贿的证据,再去见陈司长。否则空口无凭,陈司长不会相信我们。”
“怎么拿证据?”
顾慎之笑了:“等。何兆丰既然开了口,就一定会派人来接触。我们只要等着,把每一次接触都记录下来——时间、地点、人物、谈话内容,越详细越好。”
他顿了顿:“而且,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何兆丰真的用外交部的权力卡我们,我们得有备选方案。”
“什么备选方案?”
“电台执照可以暂时搁置,先把周刊做起来。”顾慎之说,“周刊不需要外交部审批,只要在租界备案就行。等周刊有了影响力,我们再回头办电台,阻力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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