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傍晚开始下，淅淅沥沥的，把图书馆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雾。我在二楼靠窗的老位置，面前摊着《衣橱经济学》的第一篇稿子，还有几本从顾慎之那里借来的书——《符号学入门》《近代上海商业史札记》《妇女杂志合辑（1925-1930）》。
稿子已经改了四遍，标题定的是《一粒盘扣的重量》。写的是旗袍上那些精致的盘花扣，如何从束缚的象征，变成女性自我掌控的宣言。但总感觉……还差一口气。
差一点能把道理讲透、讲到人心里去的力量。
我放下钢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窗外天色昏暗，图书馆里的煤气灯陆续亮起，在雨天的黄昏里晕开一团团暖黄的光。
“陆小姐。”
声音从书架间传来，很轻，像怕惊扰了这安静。
我转过头。顾慎之站在两排书架构成的狭窄过道里，手里拿着几本书。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羊毛开衫，里面是熨烫平整的白衬衫，没打领带，领口松着一粒扣子。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深邃。
“顾先生。”我起身。
他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在我对面空位坐下，把书放在桌上。一本是《修辞与叙事结构》，一本是《上海社会调查数据汇编（1935）》，还有一本……《纺织工业年鉴》。
我的目光在那本年鉴上停留了一瞬。
顾慎之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只是推了推眼镜：“在写专栏？”
“嗯，第一期。”我把稿纸推过去，“总觉得还欠点火候。”
他接过来，看得很仔细。阅读速度很快，目光平稳地扫过纸面，偶尔在某个句子处停顿，手指在字句下方轻轻一点——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大约五分钟后，他抬起头。
“写得很好。”他说，“切入点巧妙，文笔干净。尤其最后一段——‘当你亲手为自己系上旗袍的第一粒盘扣，那声轻微的‘咔嗒’，不只是布料与布料的咬合，更是你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这句很有分量。”
“谢谢。”我说，“但我觉得……缺了点什么实质的东西。太像散文，不像专栏。”
顾慎之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三下轻，两下重，像某种节奏。
“陆小姐，”他忽然开口，声音压得比平时低些，“你知道上海一件普通旗袍的售价，是怎么定出来的吗？”
我一愣：“裁缝店的工钱加上面料钱？”
“不止。”他翻开那本《纺织工业年鉴》，推到中间，指了指其中一张表格，“一件市价十五元的旗袍，面料成本大约四元，裁缝工钱三元，店面租金分摊一元，剩下的七元——将近一半——是各个环节的‘加价’和‘惯例利润’。”
表格很详细，列出了从纱厂到成衣店的全流程：原棉采购、纺纱、织布、印染、批发、零售……每一层都有固定的加价比例。而在“零售端利润”那一栏，用红笔标注了一个醒目的数字：46.7%。
“这七块钱里，”顾慎之的手指划过那些数字，“有三块是‘行业惯例’——因为别的店都卖这个价；有两块是‘品牌溢价’——如果是有名气的裁缝铺；还有两块，是‘信息差价’——顾客不知道面料到底值多少钱，也不知道工钱到底该给多少。”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的专栏，如果只写‘女人要为自己穿衣服’，那是个人觉醒。但如果能再往前走一步——告诉读者这些数字，告诉她们一件旗袍的价格是如何被构建的，告诉她们当她们要求自己选择面料、自己议价时，她们其实是在挑战一整套运行了几十年的商业规则……”
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一种冷静的光：“那么，这个专栏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绵密的雨声和远处管理员整理书架的轻响。
我盯着那张表格，那些清晰的数字，那些冰冷的百分比。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撬开了——不是灵感，是一种更锋利、更扎实的东西。
“顾先生，”我缓缓开口，“您一个教文学的教授……为什么研究这些？”
顾慎之笑了笑，笑容很浅，但意味深长：“因为在我看来，文学和商业，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权力’在哪里。”他说，“文学研究的是话语权——谁在讲故事，谁的故事被听见。商业研究的是定价权——谁在制定规则，谁在支付成本。”
他合上年鉴：“而女性消费这件事，恰恰处在话语权和定价权的交叉点。一个女人走进裁缝店，她说的每一句话——‘我想要这种面料’‘这个盘扣太复杂’‘袖口能不能改一改’——既是个人审美的表达，也是她对自身经济权利的试探。”
我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管理员提着油灯走过来，给我们这桌的煤气灯添了气，火焰跳动几下，变得更亮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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