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十年三月末，南京。一场晚来的春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文华殿的琉璃瓦，却丝毫未能缓解殿内沉闷、压抑，乃至隐隐透着几分肃杀的气氛。
朱允熥高坐龙椅，面无表情地看着兵部尚书茹瑺用微微发颤的声音，念诵那份来自辽东的六百里加急战报。战报的措辞显然经过了刘真和随军文吏的反复斟酌，尽量将惨败描述为“苦战”、“受挫”，强调“海狼”狡诈、势大、且有倭寇重炮助战，也提及“高阳郡王奋勇当先，身被创伤，燕藩将士力战不屈，伤亡颇重”，但无论如何修饰，几个冰冷的数字——损船十二艘，伤亡逾八百，郡王负伤——如同铁锥，狠狠刺入在场每一位朝臣的心头。
战报念毕，殿内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细密的雨声，清晰可闻。不少官员脸色发白，眼神中透出难以置信的惊骇。八百伤亡，对于东南剿倭动辄数千的损失或许不算什么，但要知道，这是北边，是远离倭患的辽东，面对的是一股“疥癣之疾”般的海匪！燕藩精锐，竟遭此重创？
“陛下！”短暂的死寂后，礼部右侍郎廖昇猛地出列，声音因为激动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恐惧，又或许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而变得尖利，“臣早说过！‘海狼’凶悍，绝非寻常！朝廷贸然进剿，已是不智！高阳郡王年少气盛，贪功冒进，致有此败！损兵折将，折辱国威！此乃人祸！刘真身为主帅，调度无方，节制不力，亦难辞其咎！请陛下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以安军心，以谢天下！”
他这番话，如同点燃了火药桶。保守派、对藩王本就猜忌的官员、以及对新政和武力政策不满的士人，瞬间找到了最好的发难点。
“陛下！廖侍郎所言极是！剿匪本为地方卫所之责，燕藩越境用兵，已属不当！今又丧师辱国，岂可轻纵？当严旨申饬燕王，治朱高煦轻敌之罪，刘真失职之过！”
“陛下！‘海狼’盘踞海西，勾结倭寇，已成大患！然剿之愈急，其反扑愈烈！前有杭州之事，今有辽东之败，足见一味剿杀，恐非良策。当改弦更张，以抚为主，以剿为辅，或可遣使招安，许以生路，分化瓦解，方是上策！岂可再劳师靡饷，徒增伤亡？”
“陛下！东南新政未稳，国库空虚，今北边又生大败，实乃内外交困！当务之急，是节用安民，稳固根本！剿匪之事，可暂缓，可交由朝鲜自行处置，或严守海疆，待其自溃！万不可再倾国力，以填此无底之壑！”
声声诘问，如同疾风骤雨，砸向御座。矛头不仅指向朱高煦、刘真，更隐隐指向了支持剿匪、倚重燕藩的皇帝决策，甚至有人再次将“海狼”之患与东南新政联系起来，暗示朝廷政策有误，才导致处处起火。
“肃静！”朱允熥猛地一拍御案，声音不大，却带着雷霆之威，瞬间压倒了所有嘈杂。他缓缓起身，目光如电，扫过那些激动、惶恐、或别有深意的面孔。
“损兵折将，乃朕之过，非将士之罪。”朱允熥开口，第一句话便让所有人一愣，“高阳郡王，奋勇杀敌，身先士卒，负伤不退，忠勇可嘉。其或有轻敌冒进之失，然其勇烈，不当苛责。刘真受命于危难，驰援及时，救出郡王及余部，亦是有功。至于战败之责……”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兵部尚书茹瑺身上：“此乃朕与兵部，对‘海狼’之势，预估不足；对倭寇介入之深，探查不明；用兵方略，或有疏漏所致。与前线将士何干？与燕藩何干？”
他这一番话，将战败的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朝廷中枢）身上，既维护了朱高煦的“忠勇”形象（给燕王留了面子），也肯定了刘真的“救援之功”（安抚了辽东将门），更重要的是，堵住了那些想借此攻击前线将领、打击燕藩、甚至否定剿匪政策的言论——皇帝都说是朝廷的错了，你们还要追究谁？
果然，廖昇等人张了张嘴，一时语塞。皇帝自承其过，他们还能说什么？再说，就是指责皇帝了。
“然，”朱允熥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森严，“败，就是败！损兵折将，丧师辱国，此乃事实！‘海狼’匪类，勾结倭寇，袭杀官军，荼毒商旅，罪恶滔天！此仇不报，此恨不雪，朕，何以面对辽东将士？何以面对朝鲜藩属？何以面对天下百姓？”
他目光扫过众臣，一字一句道：“剿灭‘海狼’，势在必行！此非为泄愤，乃为国威，为海疆，为生民！朕意已决，剿匪方略，当调整，而非中止！兵力，当加强，而非削弱！”
“陛下……”有官员还想劝谏。
“朕意已决！”朱允熥不容置疑地打断，“传旨：一，嘉勉高阳郡王朱高煦忠勇，赏赐药物，令其好生将养，所部伤亡将士，从优抚恤。二，辽东都指挥使刘真，救援有功，着加太子少保衔，仍总督剿匪事，戴罪立功。三，即调登莱、天津水师精锐，增援辽东，归刘真节制。所缺战船、火炮、粮饷，由工部、户部速办，不得有误！四，严旨切责朝鲜国王，令其务必断绝境内与‘海狼’勾连，并提供确切匪情，若再阳奉阴违，或剿匪不力，朕必遣使问罪！五，着锦衣卫、东厂，加派人手，务必查明对马岛倭寇与‘海狼’勾结详情，及倭寇火炮来源，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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