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气氛透着一种微妙的紧绷。鸡笼大捷和北疆退敌的喜悦尚未完全散去，但一封来自湖广的奏报，让本应轻松的朝会变得凝重。湖广巡抚李化龙上奏：清丈田亩中，江夏府士绅黄氏，联合当地十余家大户，拒不配合，并聚众数千，冲击府衙，打死清丈吏员三人，打伤十余人。知府调兵弹压，反被士子、百姓围困，言官府“与民争利，逼人太甚”。
“陛下，”新任礼部尚书、清流领袖张文出列，声音沉痛，“清丈田亩，本是良政。然推行过急，官吏苛酷，致民变迭起。江夏之事，恐非孤例。臣闻江西、浙江亦有类似苗头。若强压硬推，恐激成大乱，有损陛下仁德。”
朱允熥端坐龙椅，神色平静：“张尚书以为该如何？”
“当缓行清丈，安抚地方，惩处苛吏，宽宥士绅。待民心安定，再徐徐图之。”张文道，“新政利国，然需以仁为本。昔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终致败亡，前车可鉴。”
“张尚书此言差矣！”于谦当即反驳，“清丈田亩，是为均平赋税，安顿流民。湖广黄氏，占田三万亩，隐田两万，岁逃赋银五千两。其豢养私兵，横行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此次清丈，触动其利，故而狗急跳墙。若因此退缩，天下豪强皆可效仿，新政岂不半途而废？”
“可毕竟出了人命……”张文道。
“死的不是百姓，是朝廷吏员。”朱允熥缓缓开口，“黄氏打死官吏，冲击府衙，此乃谋逆。传旨，着湖广巡抚调兵围剿，凡参与者，首恶立斩，胁从流放。其占田，悉数分与佃户。再有阻挠清丈者，以此为例。”
“陛下！”张文急道，“如此，恐失士林之心！”
“士林之心？”朱允熥起身，目光扫过朝堂，“诸卿皆读书人，当知‘民为贵，社稷次之’。黄氏占田五万，其佃户数百，终年劳作，不得温饱。朝廷清丈分田，是为解民倒悬。若士林之心，是维护此等豪强，这心，朕宁可不要。”
满朝寂然。皇帝这番话，已近乎训斥整个士绅阶层。
“退朝。”朱允熥拂袖而去。
散朝后，文华殿。朱允熥独留方孝孺、于谦、夏原吉、新任刑部尚书严震。
“陛下今日，是否过于强硬？”方孝孺谨慎道，“张文虽迂腐，然在清流中颇有影响。其背后，是江南士绅。新政至此，已触动太多利益，若再激化矛盾……”
“方师傅，朕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朱允熥走到窗前，“但新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清丈田亩，触动的是士绅根本；铁路招商，触动的是商贾根本；实学科举，触动的是儒生根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树大根深？若因怕触怒而退缩，新政必败。”
“然则需讲究策略。”于谦道，“湖广黄氏，可严惩。然江南士绅，盘根错节，不可一概论之。臣以为，可分化瓦解。凡主动纳田、配合清丈者，授虚衔，子弟可入实学贡院；顽抗者，严惩。如此，拉一批，打一批，可减少阻力。”
“可。”朱允熥点头，“此事由于谦主理。记住，要稳，要准，不能滥杀。另，夏尚书，市舶司债券，募得如何？”
“两月来，募得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远超预期。”夏原吉禀报，“然商贾认购踊跃，是因其子弟可入实学贡院，或授虚衔。长久以往，恐开捐纳之途，坏了铨法。”
“这是权宜之计。”朱允熥道，“待新政稳固，国库充盈，自会废止。眼下，需这笔钱。潘尚书，铁路延伸，进展如何？”
“大同至宣府段，已勘测完毕，然晋商案后，山西人心浮动，招募民夫艰难。且……”潘季驯犹豫，“宣府总兵奏报，蒙古虽退，然小股游骑频出，专事破坏铁路。上月铁轨被毁三次，虽及时修复，然非长久之计。”
“让戚继光派兵护路。”朱允熥道，“再，从京营调三千兵，专司铁路巡防。凡有破坏者，无论蒙汉，一律格杀。铁路，必须在年底前通至宣府。”
“臣遵旨。”
“海疆呢？”朱允熥看向方孝孺。
“李太师奏报，葡萄牙残部退往满剌加，然其新王若昂三世，已下诏倾国之力，再建舰队，誓雪前耻。荷兰、西班牙虽与大明有约，然其舰队仍在东海游弋，意图不明。更令人忧心者，”方孝孺呈上一份密报，“倭寇余孽与南洋海盗合流，屡犯琼州、广州。广东水师力薄，清剿不易。”
“告诉李太师，海疆之事，他可全权处置。需钱要人，朝廷尽力满足。至于荷兰、西班牙……”朱允熥沉吟，“可许其商船赴日贸易份额再加半成，但要其出兵协剿南洋海盗。他们与葡萄牙是世仇，与海盗亦有利益冲突，当会尽力。”
“是。”
众人退下后，朱允熥独坐殿中，重新翻阅各地奏报。新政推行四年，成效显着，然阻力亦与日俱增。朝中清流、地方士绅、豪商巨贾，甚至部分百姓，因利益受损，怨气渐积。若处理不当，恐酿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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