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贯通大典的余热尚未散去，但朝堂上已风云再起。朱允熥端坐龙椅，听着新任户部尚书夏原吉禀报九月国库收支，眉头渐锁。
“陛下，”夏原吉声音沉重，“九月岁入一百五十万两，其中盐税四十万，市舶司税六十万，田赋三十万，铁路货运二十万。岁出……二百八十万两。水师修造五十万，实学贡院、匠学堂三十万，百官俸禄八十万，各地赈济七十万，北疆防务五十万。赤字一百三十万两。且……”他顿了顿，“漕运总督奏报，因铁路分流，漕船空置三成，十万漕丁生计艰难，恐生变乱。”
“漕丁之事，朕已有旨，转铁路护卫或返乡务农。”朱允熥道，“铁路货运初开，便有二十万两收入，假以时日，必成岁入大宗。夏尚书为何忧心？”
“臣非忧铁路，忧在人心。”夏原吉抬头，“铁路一通，南北货物流转加速，山西煤、铁，湖广米、棉，皆可速抵东南。然东南丝、茶、瓷，亦迅速北销。各地物价波动，商贾囤积居奇。更甚者……”他呈上一份奏报，“山西八大家晋商联名上奏，言铁路运价过低，致其骡马行倒闭，数万脚夫失业。请朝廷提高铁路运价，或予补偿。”
“提价？”新任工部尚书潘季驯当即反对，“铁路本为便民利国，若提运价，与旧时漕运何异？且脚夫失业，可转铁路装卸、护路。晋商此举，实为垄断商路，阻挠新政！”
“潘尚书言重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清流新锐张文（王景倒后上位）出列，“晋商经营百年，骤失生计，心有怨言亦是常情。朝廷当体恤民艰，徐徐图之，岂可一味强硬，激化矛盾？”
“张御史的意思是，朝廷该向商贾低头？”徐辉祖冷笑。
“徐将军，”张文不卑不亢，“治国在安民，非在逞强。新政推行，利国利民，然过急过猛，伤及无辜，便是过犹不及。陛下，臣请暂缓提高铁路货运量，予地方商贾缓冲之机。待其转型妥当，再行推进。”
“缓冲？”朱允熥缓缓道，“张御史，你可知北疆将士，冬日需棉衣几何？需粮草几何？若无铁路速运，仅靠骡马，十成粮草，途中损耗三成，且需时半月。这半月，若蒙古来犯，将士冻饿，谁人负责？”
张文语塞。
“传旨，”朱允熥决断，“晋商脚夫，凡愿转铁路者，优先录用，月俸不低于旧时。其骡马，朝廷按市价收购，充作驿站、军需。铁路运价，维持原状，不得擅提。至于漕丁……再拨银十万两，妥善安置。退朝！”
散朝后，文华殿。朱允熥独留方孝孺、徐辉祖、夏原吉、潘季驯、于谦、李景隆。
“陛下今日处置，恐激晋商反弹。”方孝孺忧心，“山西八大家，树大根深，与九边将门、朝中官员皆有牵连。若其串联作乱，北疆不稳。”
“朕知道。”朱允熥道，“所以铁路必须通，必须稳。潘尚书，大同至张家口段，何时能动工？”
“这……”潘季驯苦笑，“陛下，保定至大同段耗银二百五十万两，国库已空。且张家口乃至蒙古草原，地形复杂，耗费更巨。非三五年，千万两白银不可。”
“那就分段修。”朱允熥走到疆域图前，“先修大同至宣府段，三百里，需银几何？”
“约一百五十万两。然宣府乃军事重镇，需筑堡垒、设兵站，再加五十万两。”
“二百万两……”朱允熥看向夏原吉。
夏原吉摇头：“陛下，国库实在拿不出。且去岁债券，明年开春便需还本付息，计一百二十万两。若再发债，债息将达岁入三成，危如累卵。”
殿内沉寂。新政推行至此，最大瓶颈出现了——钱。
“陛下，”李景隆忽然开口，“臣有一策，或可解燃眉之急。”
“太师请讲。”
“铁路既通，货运日增。可设‘铁路招商局’，许商贾入股，分红取利。凡入股万两者，许其子弟入实学贡院；入股五万两者，授虚衔。如此，既可筹银，又可笼络商贾，分化晋商联盟。”
“招商？”夏原吉眼睛一亮，“此计大善！然商贾重利，若无厚利，恐难响应。”
“所以要让铁路赚钱。”李景隆道，“可许招商局专营大同至宣府段货运十年，利税分成。商贾见利，自然蜂拥。”
“可军国要道，岂可私营？”徐辉祖反对。
“非私营，是官督商办。”李景隆解释，“铁轨、车站、车辆，皆属朝廷；营运、维护，招商局负责。朝廷派员监理，分三成利。如此，朝廷不费分文，得路得利；商贾出资出力，亦得利。两全其美。”
朱允熥沉思良久，缓缓点头：“可试行。潘尚书，你拟个章程。记住，控股权必须在朝廷手中。另，告诉晋商八大家，凡入股铁路招商局者，前事不究，仍为皇商。若再阻挠……朕不介意，再办一个‘晋商案’。”
“臣遵旨！”
“海疆如何？”朱允熥看向李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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