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远征舰队在古里海域大破“佛郎机”船队、俘获其指挥官、缴获海图典籍的捷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回南京。当信使风尘仆仆冲入紫禁城，将战报和缴获的佛郎机旗帜、指挥官佩剑呈上时，整个朝堂陷入了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难以抑制的骚动。
“大捷！陛下！吴祯将军奏报，我大明西洋宣慰使舰队，于古里外海，遭遇佛郎机人五艘巨舰挑衅拦截，我水师将士奋勇迎战，凭借船坚炮利，激战半日，击沉敌舰一艘，重创两艘，俘获两艘及敌酋！缴获西洋火炮十二门，海图、日志若干！我方仅轻伤十七人，战船无损！”兵部尚书声音洪亮，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好！好！好！” 建文帝朱标从龙椅上霍然站起，一连说了三个好字，年轻的脸上因兴奋而泛红。他接过那面红白相间、绣着复杂盾徽的异国旗帜和那把镶嵌宝石的西洋刺剑，手指微微颤抖。这不是对周边藩属的威慑，而是对遥远、强大、未知的西方殖民者的首战胜利！其意义，远超此前任何一次海战。
“陛下洪福！天佑大明！” 群臣纷纷拜倒，山呼万岁。许多支持开拓的官员面露得色，与有荣焉。
然而，短暂的欢腾过后，朝堂的气氛迅速变得微妙起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位理学名臣，率先出列，他没有直接否定胜利，却将矛头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陛下！此战虽胜，然臣有本奏！” 他声音肃穆，“臣闻，佛郎机人远在万里之外，与我大明素无仇怨。此番冲突，究其缘由，乃是我方船队擅闯其所谓‘势力海域’所致。圣天子在位，当以德服人，以怀柔远人。若恃强凌弱，动辄刀兵，与夷狄何异？长此以往，必使我天朝上国，沦为暴秦之流，四处树敌，非国家之福也！请陛下明察！”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不少清流言官和保守派文臣的附和。
“左都御史所言甚是！《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为些许商利，便与万里之外蛮夷交恶，实非仁政所为！”
“陛下！李少保所倡海贸、战舰，固然可增一时之利，然此乃与民争利，更易启边衅！如今佛郎机之事，便是明证！请陛下下旨，召回船队，闭关自守，敦行教化，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反对的声音，不再局限于“靡费国帑”、“奇技淫巧”等表层理由，而是上升到了“国策”、“道义”、“长治久安”的层面，扣上了“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的大帽子，攻击更为犀利，也更能触动朱标内心“仁政”的理念。
朱标脸上的兴奋渐渐退去，眉头微蹙，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班列中沉默不语的李景隆。
李景隆心中冷笑。这些言论，他早已预料。他缓步出列，手捧象牙笏板，声音平静却清晰地响彻大殿：
“陛下，诸位大人。左都御史所言‘以德服人’，臣深以为然。然，德须有威方可立，怀柔需有利剑为凭！佛郎机人，万里远来，所为者何？不过‘利益’二字！其船坚炮利，横行印度诸国，强占港口，垄断商路，抽税夺利，稍有不从，便刀兵相加，此乃‘德’耶？此乃‘暴’也！”
他环视众人，目光灼灼：“我大明船队，持节远航，宣谕陛下仁德，公平贸易，未曾强取豪夺。是佛郎机人见利忘义，先行动武，欲行劫掠之事！我水师被迫自卫，奋起还击，保商船，护国威，何来‘擅闯’、‘启衅’之说？难道要学那宋室，弃海疆，纳岁币，方可称‘仁’？”
他转向朱标，躬身道：“陛下！此次缴获佛郎机海图日志，臣已初步阅览。其志不在小！其目标乃垄断东西海路，控制香料、珍宝贸易，所过之处，城邦破灭，王国俯首。若我大明此刻退缩，闭关自守，则万里海疆，无异于门户洞开！今日来的或是商船，他日来的，便是战舰！今日索要的是通商特权，他日索要的，便是割地赔款！届时，我大明以何御之？以仁义道德乎？以圣贤文章乎？”
李景隆的话，如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他不仅驳斥了“启衅”之说，更揭示了隐藏在海贸争端下的残酷现实——这是一场关乎未来生存空间与财富分配的战略博弈。
“至于‘与民争利’，”李景隆语气转为激昂，“市舶司岁入，已占国库岁入一成有余，且逐年递增！此番远航所携货物，若交易顺利，其利可再翻倍！此利，非与民争，乃开源于海，惠及于民！朝廷府库充盈，则可减百姓赋税，兴修水利，推广教化，此非大仁政乎？若将海关之利，商税之入，尽付与沿海豪强私贩，或弃于外洋，方是真正损国害民！”
他最后总结道：“故臣以为，此战非但不能退缩，反当以此为机，坚定开拓海疆之志！当仿效此次得胜之师，扩建水师，于满剌加、古里等地建立稳固商站、补给港，保护商路，与西洋诸国公平贸易。唯有手握利剑，商船方能通行四海；唯有国势强盛，仁德方能广播远方！退缩忍让，换不来和平，只会招致更贪婪的觊觎！请陛下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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