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一波接着一波，仿佛要榨干这座钢铁城市最后一点温度。天气预报里反复强调的“几十年一遇”、“持续低温”，对于住在“城郊巷”筒子楼里的温若兮来说，不再是新闻里的遥远词汇，而是切肤之痛的现实。
那个靠烧煤的土暖气片，在房东的极度吝啬下，形同虚设。白天还能靠人体活动和偶尔开门带进来的一丝微弱暖意勉强支撑，一到深夜，房间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冰窖。墙壁、地板、甚至连床板，都透着一股吸走所有热量的阴冷。
温若兮的咳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迅速从恼人的症状，演变成一场灾难。
起初只是喉咙干痒，咳几声。她没在意，或者说，无力在意。她买不起药，只能靠拼命喝热水缓解——而热水，也需要用那个老旧、费电的“热得快”在公共洗漱间烧，为了省电费，她也不敢多用。
很快，咳嗽变得密集而剧烈，每一次都仿佛要把肺叶从胸腔里掏出来，咳得她眼前发黑，浑身虚汗。咳嗽带出的痰，开始带着可疑的黄色。她开始感到胸闷，呼吸变得有些费力，尤其是稍微走动或搬运东西之后。
她知道，自己可能感冒了，或者更糟。但她能怎么办呢？去医院？那叠被她藏在塑料袋最底下的病历和住院建议，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去看最便宜的社区诊所？那也需要钱，而且她知道，诊所的医生大概率也会让她去医院。
她选择了最无奈，也是唯一能选的路：硬扛。
她照常去超市上班，只是动作更慢，脸色更差。咳嗽发作时，她只能死死捂住嘴，背过身去，尽量压低声音，憋得满脸通红，直到那股要命的咳意过去。同事和领班看她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不耐烦，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避之不及。
“喂，你能不能离远点咳？传染给别人怎么办？”生鲜区的大妈捂着鼻子，嫌恶地瞪她。
领班更是直接把她调到了最角落、顾客最少的货架区，美其名曰“让你轻松点”，实则是不想她出现在主要区域“影响观瞻”和“传播病菌”。
身体的痛苦在加剧，而比身体更冷的，是人心。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温若兮在剧烈的咳嗽和一阵高过一阵的畏寒发热中醒来。她感觉自己像被丢进了冰火两重天，一会儿冷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作响，即使裹紧所有能盖的东西也无济于事；一会儿又觉得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火，皮肤滚烫，口干舌燥，汗水却冰凉地黏在身上。
头疼得像要裂开，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胸腔深处灼热的疼痛和沉重的阻力。她想起来喝点水，可刚刚撑起半个身子，就是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和更加凶猛的咳嗽，咳得她伏在床边，几乎窒息，最后吐出的痰里，带着刺眼的血丝。
她瘫软回去，连抬手擦一下嘴角的力气都没有了。意识在滚烫和冰冷中浮沉，时而清醒地感受到身体各处传来的尖锐痛苦，时而又陷入混乱模糊的昏沉。她知道自己烧得很厉害，病得很重。求生的本能让她想呼救，可喉咙像被砂纸磨过，只能发出微弱破碎的气音。环顾这个住了十几个陌生人的大通间，此刻寂静（或者说，无人理会）的黑暗里，谁会来帮她？
绝望，比高烧和病痛更彻底地攫住了她。她蜷缩在冰冷坚硬的床板上，像一只被遗弃在寒冬街角、等待生命慢慢流逝的流浪猫。
时间失去了意义。她不知道自己这样躺了多久，一天？还是两天？偶尔能听到同屋的人起床、洗漱、出门、回来的声响，脚步声在门口停顿过吗？有人问过一句吗？她分辨不清，也可能只是幻觉。饥饿和干渴折磨着她，但身体的极度虚弱和疼痛让她连挪动手指去够床下那个塑料水杯都做不到。
高烧持续不退，甚至愈演愈烈。她开始出现幻觉：一会儿是傅星燃冷漠转身的背影，一会儿是江沐风狰狞讨债的脸，一会儿是父母哀伤的眼睛，一会儿又是滨湖酒店那璀璨温暖的订婚宴灯光……光怪陆离，混乱不堪，却都带着锥心刺骨的寒意。
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却仍觉得空气不够。胸口像压着一块巨石，沉闷地疼痛着。
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吧……一个模糊的念头，竟然带来了一丝解脱般的平静。
……
住在温若兮斜下铺的，是一位姓吴的独居大妈。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身材瘦小，也在附近做清洁工。她话不多，平时显得有些孤僻，但眼神里有一种底层小人物特有的、历经沧桑后的平淡和偶尔流露的善意。她注意到那个总是咳嗽、瘦得惊人的年轻女孩，已经连续两天没见她出门，也没听到她压抑的咳嗽声了。
起初，吴大妈也没多想。这楼里住的人，来来去去，沉默寡言，互不打扰是常态。也许那女孩找到别处住了，或者上夜班？但第二天晚上，吴大妈结束晚班回来，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那个上铺。被子隆起一个弧度，一动不动。房间里依旧没有那个熟悉的、压抑的咳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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