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刚放下，屏幕还亮着那条“他们换了人”的消息，我手已经摸到了车钥匙。
安保主管的语音通话紧跟着进来：“李总，东门围了快两百人，装卸区被堵死了，生产线全停了。新来的带头的是个戴PDFA袖章的，正拿着喇叭喊话，说要‘彻底清算剥削体制’。”
我没回话，直接拨通指挥中心内线：“调全部监控到主屏，重点盯东门、后巷维修通道、员工打卡口。把过去十二小时进出记录全导出来，尤其是没登记的访客。”
车子刚发动，平板弹出系统警报——三个客户订单交付倒计时进入七十二小时红色预警，其中两个是新能源车电池模组，违约金加起来够买下整个厂区食堂一年的餐费。
我踩下油门，拐进地下车库直通指挥中心的电梯口。路上给生产主管发消息：“启动三级预案，关键工序转夜间轮班线，优先保电池模组产线。物流组联系备用运输队，走西边那条土路，绕开主干道。”
电梯上升过程中，我顺手点开邮件服务器日志。昨晚送出去的证据包，投资促进局和商务部驻印办事处都已签收，劳动局那边还在“待审”状态。没有回执，没有确认，连个自动回复都没有。
这意思很明白——你们递了材料，但没人现在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电梯门一开，指挥中心大屏已经切到了东门实时画面。人群密密麻麻，横幅拉得整整齐齐，口号喊得有节奏，一看就是专业团队操盘。那个戴PDFA袖红臂章的男人站在临时搭的台子上，手里举着一份文件，正大声宣读什么。
我几步走到主控台前：“放音频。”
喇叭里传来印地语翻译的实时字幕：“……我们要求立即公开高管薪酬、设立利润分红机制、允许PDFA监督员入驻管理层，并追加三个月带薪假期！”
我差点笑出声。这哪是谈判，这是直接来接管公司的。
公关组长凑过来：“要不要发声明？我们草拟了一版，说中方始终尊重劳工权益，反对借维权之名行政治胁迫之实。”
“先存着。”我说，“等会儿可能要用，但不是现在。”
我拿起内线电话，拨通工会办公室。响了六声，没人接。又打给工会主席私人号码，直接转语音信箱。
我知道，老面孔已经被架空了。现在台上那个，才是真正的“代表”。
我转身对助理说：“把昨晚那份证据包打印一份，A4纸，双面，装订好。再准备三份空白合同文本，放在会议室桌上。”
“您真要见他们？”
“不见不行。”我说，“但他们得派人来谈，不能派个喇叭当代表。”
十分钟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走进指挥中心，自称是“工人权益联络员”。他手里没拿任何授权书，坐下就开口：“我们提出的要求，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回应，否则行动将升级。”
我没急着说话，而是从文件夹里抽出那份装订好的材料，轻轻推到他面前。
“你们知道这份东西现在在哪吗？”我问。
他低头看了一眼封面，没说话。
“一份在投资促进局，一份在商务部驻印办事处，一份在公司总部合规部。”我一条条数着，“每一份都附了监控截图、时间轴比对、政党活动记录，还有你们那位‘独立顾问’拉吉夫先生在电视台讲话的视频链接。”
他手指动了一下。
“我可以现在就打电话，让这三份材料同时公开。”我盯着他，“也可以选择继续谈。但前提是——坐在这里的人，得真是工人选出来的代表，而不是某个党派临时派来喊口号的扩音器。”
他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出声。
我站起身：“这样，你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愿意谈待遇，但不接受政治勒索。明天中午十二点前，派正式谈判代表来见面。带授权书，带工人联署名单，带具体诉求清单。”
我顿了顿：“否则，我们将依法认定此次集会为非法组织行为，申请警方介入清场，并暂停所有合作谈判进程。”
他猛地抬头：“你们敢？”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说，“是规则划在哪。你们踩过界了。”
他摔了笔就走。
我坐下，打开内网通讯系统，开始写一封全员通知。
“各位同事：目前厂区发生的集会行为，并非单纯的劳资协商，而是有外部政治团体介入的组织化行动。公司已依法提交相关证据至监管部门。我们重申——每一位员工的正当权益都将得到保障，福利优化方案将继续推进。但我们不会向威胁低头，也不会在枪口下签字。”
我附上最新的福利执行进度表，又加了一句：“谣言止于透明。请大家以官方渠道信息为准，勿信、勿传未经核实的消息。”
按下发送键，抬头看大屏。东门人群还没散，但喊口号的频率明显低了。
财务总监这时候进来：“银行刚来电，问罢工影响，暗示可能重新评估信贷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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