舷窗外面云层翻滚，我合上笔记本，屏幕还停在东南亚项目最终协议的签署页。空姐递来的纸条我没拆，顺手夹进文件夹里。落地孟买时天刚亮，湿热空气像块蒸过的毛巾糊在脸上。
我没去酒店，直接让团队在贵宾厅碰头。
“别急着倒时差。”我把文件夹拍在桌上，“咱们来这儿不是度假的，是来踩坑的。”
助理愣了下：“这么快开？”
“越早踩，越少踩。”我说，“上次在日本那边磨了三个月，最后靠一份生态报告把人逼到谈判桌前。这次不一样，印度不跟你玩心理战，它直接掀桌子——过去五年，他们对中国机械、电子、建材发起过四十三起反倾销调查，平均税率涨到百分之三十七。”
有人皱眉：“那我们还来？”
“当然来。”我打开平板，“问题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不做出口贸易’。我们要是还抱着集装箱往这儿运货，不出三个月就得被税到破产。所以这回的目标只有一个：本地生产，本地采购，本地雇人。不是卖产品，是建生态。”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可政策太乱了。”一个年轻同事开口，“德里说免税，金奈说要审核技术来源，班加罗尔又要求外资持股不能超四成。你刚签完字，第二天公告改了，全白干。”
“那就提前干。”我说，“现在分两路：一组调总部数据，把近五年的反倾销案例按行业分类，标出触发条件和应对结果；另外派两个人，一个去德里，一个去金晨，拿地方政府最新的招商手册，一页都不能漏。”
我自己拎包去了孟买工商联合会外围的一场闭门会。名义是跨境投资交流，实际就是蹭听。
会场上几个本地老板吵得脸红脖子粗，焦点是“外资企业必须把核心技术转移给本地合作伙伴”这条规定到底执不执行。
有人说：“不交技术，别想拿补贴。”
另一个冷笑：“去年某韩国厂交了图纸，半年后满街都是仿品，谁赔？”
我记下这些话，没插嘴。出来时手机震了，助理说数据组初步分析出来了：印度对“高附加值制造”的审查最严，但对“创造就业+培训工人”的项目有绿色通道。
我回信息：“把这条标红，发全员。”
当天下午，临时租的会议室里，白板写满了关键词。团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先注册子公司试水，抢在政策收紧前占个位置；另一派觉得官僚流程拖死人，不如观望。
我看了一圈，掏出手机，点开一段录音。
是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在签完约那天晚上说的话：“真正的壁垒从来不在纸上，在人心和节奏里。”
我按下播放键，声音不大，但整个房间都静了。
“他说得对。”我把手机放桌上，“印度不会因为你准备充分就给你开绿灯，也不会因为你谨慎就少收一次税。它只看你有没有主动权。我们现在缺信息？缺人脉？缺信任？都有。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比谁都多——经验。”
我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三条：
一、绝不靠出口硬闯市场。
二、生产基地必须实现原材料本地采购与劳动力本地化。
三、所有动作前置合规审查，宁可慢，不能错。
然后我说：“双轨并进。一边写建厂可行性报告，财务模型按最差情况算；另一边，启动和全国工商协会的联络程序，目标七天内安排首次正式会谈。”
没人再反对。
但现实很快打了脸。
邮件发出去三天，商会没回音。通过中介介绍的联络人，级别太低，连会议室都进不去。我们像是站在一栋大楼外，看得见门，摸不到把手。
第四天晚上，我换了策略。
印中商务促进会办了个小型酒会，我一个人去，没带翻译。
现场七八个印度企业家，聊几句就知道他们在试探底细。我也不绕弯，直接说：“我们计划在当地建厂，第一期投资不低于两亿美金，原材料本地采购率目标百分之六十以上，三年内培训五千名技术工人。”
有人问：“你们的技术呢？能留下来吗？”
“技术不是锁在保险柜里的。”我说，“我们可以设立联合研发中心，专利共享，成果共用。但前提是，你们得让我们进场。”
临走时，我找到那位副会长，递上一封信，亲手写的，附了东南亚项目的环保认证和员工培训手册复印件。末尾那句我没念出来：“我们不求特权，只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回程车上，我下令：“从明天开始，每天给商会发一份《中印制造业合作潜力简报》，连续七天，主题不重样。第一天讲就业带动，第二天讲产业链升级，第三天讲碳减排贡献……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来捞一票就跑的。”
助理问：“万一他们还是不理？”
“那就继续发。”我说，“发到他们开会时有人提起为止。发到某个官员闲着没事点开为止。发到有人觉得‘这帮中国人好像真想干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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