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县有一个连的南华本土军队，驻扎在县政府，负责保护县政府和重要物质的仓库。
每个县有治安军一到三个营。
治安军必须是外省人，且和本县主要信仰不同。比如，阿三信徒聚居的县，治安军一般是绿色信徒；绿色信徒聚居的县，治安军必须主要是阿三信徒。
每个省省会城市有一个团的南华本土步兵，以及六到十个营的治安军。治安军必须是外省人。
这样层层设防，即使有人想造反，也翻不起大浪。
在波罗托管区县以下的乡村，南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治理模式。
不设行政机构，而是任命当地人担任乡长、村长。
任命的标准：不看种姓，只看纳税积极、学汉语好、平时配合积极。
每个乡村设一个正职、两个副职，相互监督制约。
乡长、村长的职责包括：收税、征粮、征兵、维持治安、汇报情况。
南华政府定期检查他们的工作。表现好的，奖励；表现不好的，撤换；有问题的，严惩。
一个叫拉吉普特的阿三信徒，被任命为村长。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村里转悠，督促农民干活，收缴粮食，汇报情况。他的邻居们既羡慕又害怕，因为他是“政府的人”。
但拉吉普特心里清楚，他只是个工具。一旦表现不好，随时会被撤换。
有一年，他负责的村庄收粮不足。县政府派人来查，发现他私自截留了一部分粮食。
结果：他被撤职，没收全部财产，送往印度战俘劳工营。
他的继任者，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敢乱来。
南华开始在新占领区分配土地。
分配原则：优先分给华人移民，以及非伊斯兰教印度教信徒、接近华人长相的民族。
在伊洛瓦底江平原、恒河平原、孟加拉三角洲平原、阿萨姆平原这些富饶的地方，南华把最好的土地分给了华人移民。
一个叫李有福的浙江移民，分到了二十亩水田。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老家，连一亩地都没有。在这里，一次分了二十亩。这辈子值了。”
当地不信奉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接近华人长相的民族，也被分到了15亩土地。
南华官员告诉他们：“你们历史上也是中国人，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这些人以自己是华人为荣，在帮助镇压、监督当地印度教、绿色信徒上，大为积极。
他们举报了多次宗教暴乱，成为南华的忠实支持者。
一个叫拉比亚的克钦族青年，因举报有人说南华政府的坏话，被优先分了十五亩水田。
他激动得跪在地上，捧着泥土亲吻。他后来说：“中国人说我们是同胞，给我们土地，我们就跟着他们干。”
拉比亚后来在登记土地和户籍时，在南华官员建议下，改名李忠周。
因土地分配暴动的南华本土，尤其西北地区绿色信徒和阿三信徒，被大批迁移到波罗托管区。
南华学习英国人的殖民经验，把绿色信徒送到阿三信徒多的地方，把阿三信徒送到绿色信徒多的地方。让他们互相制约，无暇反抗。
之后几年，南华本土大部分绿色信徒和阿三信徒被迁移。
他们被分散安置在波罗托管区的各个角落，彼此陌生，互相警惕，再难形成统一力量。
战后，南华乘着胜利威望，开始调整税率。
在南华本土，对非华人课以重税。经商要交高额营业税，种地要交高额农业税，打工要交高额所得税。
在波罗托管区，对非华人税率较低。经商、种地、打工，税率只有南华本土的三分之一。
这一政策，导致大批非华人离开南华本土，迁往波罗托管区。
之后五年时间，超过六百万万非华人从南华本土迁出。他们有的是阿三信徒，有的是绿色信徒，有的是佛教徒，有的是其他宗教信徒。
他们迁到波罗托管区后，被分散安置；按照老手段，阿三信徒安排到绿色信徒区，绿色信徒安排到阿三信徒区。。
一个印度教商人，在南华本土交了三年重税后，终于撑不住了。他变卖家产，迁到波罗托管区。
在那里，他用同样的钱开了更大的店，雇了更多的人，赚了更多的钱。
他对朋友说：“南华人聪明啊。逼我们走，又不赶我们走。我们走了，他们清净；我们来了，他们也有税收。两头都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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