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但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五十年殖民统治留下的伤痕，远未愈合。
南华征倭军团人事处副处长刘瀚海，带着一队人来到台北。他们的任务是：招募懂日文的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担任基层管理者。
招募点设在台北公会堂，门口排起了长队。
来的人五花八门——有穿着长袍的私塾先生，有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还有穿着破旧工装的劳工。
南华派来的军官刘瀚海，他懂日文，被派来负责招聘；他坐在桌前，面前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斯斯文文。
“姓名？”
“林文雄。”
“年龄？”
“三十三。”
“哪里人？”
“台北。”
“懂日文吗？”
林文雄用流利的日语说：“懂。在台北高等学校读过书，日语和中文都会。”
刘瀚海点头，继续问：“你家里有人被征到大陆吗？”
林文雄眼中闪过痛苦：“我弟弟，1943年被抓去南洋和美国人打仗，在海南岛战死了。”
刘瀚海沉默片刻：“想报仇吗？”
林文雄咬牙：“想。”
“那就去日本。帮我们管理日本战俘，让日本人付出代价。”
林文雄用力点头：“我去！”
刘瀚海在档案上盖了章：“好，录用。先去培训，然后分配工作。”
南华在台湾招募了三千多名懂日文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共同点是：家里有人被强行抓壮丁，征到太平洋战场服役，和日本有血仇。这些人，将成为南华占领区最可靠的管理者。
东京。
战后的东京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废墟和饥民。但在东京湾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一群特殊的人正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他们是战争期间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战争结束了，他们自由了，但很多人没有选择回国。他们留了下来，等待一个机会——一个报仇的机会。
南华征倭军团负责人事的军官赵友，带着人来到这个难民营。
他站在简陋的讲台上，对下面的人群说：
“同胞们，我是南华征倭军团的。我知道你们都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劳工，受尽了苦。现在战争结束了，你们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下来。”
台下鸦雀无声。
“如果留下来，南华给你们一个机会——当警察，在日本占领区给我们当警察。帮我们管理日本人，看着日本人赎罪。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人群中爆发出议论声。
一个中年的老工人站出来，他的左眼瞎了，右手只剩三根手指。
“长官，你说的是真的？我们能报仇？”
赵友看着他，心中涌起酸楚。这个老人，一看就是在矿山里受尽折磨的。
“真的。只要你愿意，就留下来。日本人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可以加倍还回去。”
老人老泪纵横：“好，我留下。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死了也要拉几个日本人垫背。”
另一个年轻工人站出来：“我也留下！我爹死在北海道煤矿里，我要替爹报仇！”
第三个、第四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南华在日本的各个难民营里，招募了约一万名中国劳工。他们中很多人残疾，很多人有病，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
这些劳工，先体检并调理身体后，被编入南华占领区的准军事化警察队伍，成为基层的执法力量。
福冈。
南华征倭军团总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的占领区管理体系。
周启华坐在主位，身边是方鼎英、王桢、周成德等主要将领。他们面前，摊着厚厚的招募名单。
“诸位，”周启华说，“我们招募了三类人：冲绳的、台湾的、大陆劳工的。三类人各有特点，也各有弱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最大效能。”
王桢沉吟道：“三类人互不隶属，正好可以互相监督。”
“详细说说。”
“冲绳人，虽然被日本统治七十年，但他们很多骨子里还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他们和日本人有仇，但和中国人感情也不深。让他们当基层管理者，他们会卖力，但也要防着他们和日本人勾结。”
周启华点头。
“台湾人，懂日文，受过教育，和日本有血仇。他们是最可靠的中层力量。”
“大陆劳工，最惨，也最恨日本人。他们是基层的警察，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和台湾人、冲绳人，互相制约。”
方鼎英补充道：“对，三角监督。三层互相制约，谁也不敢乱来。”
周启华拍板：“就这么办。前期冲绳人一千多，当基层管理员；台湾人三千多，当行政人员；大陆劳工一万多，当基层警察。再征调一批老兵，充实警察队伍。”
南华占领区大规模征调行动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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