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夜，四省边地的乌江分舰队开始出击。
之前布置在清江与长江交汇处，六艘中国炮艇静静停泊在阴影中。这些炮艇吨位不大，但每艘装备了一门76毫米舰炮和两挺双联装机枪。
“命令确认。”乌江分舰队司令宋锷，“目标：日军在沙市段的渡江集结点。任务：火力袭扰，破坏渡江设施。”
“起航！”
炮艇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驶入长江主航道，靠着微弱的灯光和提前熟练航道，舰队在黑暗中航行。
凌晨1时，炮艇抵达目标区域。雷达屏幕上显示，北岸有大量热源信号——那是日军的帐篷、车辆和人员。
“各艇注意，距离1500米，齐射三轮，然后迅速撤退。”
“明白！”
炮艇横过船身，舰炮扬起。
“开火！”
六门76毫米舰炮同时怒吼，炮弹划破夜空，落在日军营地中。爆炸的火光接二连三亮起，日军顿时陷入混乱。
“敌舰！江上有敌舰！”
日军岸防炮兵匆忙还击，但炮艇已经转向，以30节的高速撤离。等日军炮弹落下时，炮艇已经驶出射程。
同一时间，长江下游，两艘鱼雷艇袭击了一支日军运输船队。两艘满载弹药的驳船被鱼雷击中，发生剧烈爆炸，火光映红了十里江面。
乌江分舰队的出击，开辟了第二战场。长江不再是日军单向的进攻通道，也成了中国军队的反击走廊。
汉口，第11军司令部。
西尾寿造脸色铁青。作战地图上，代表进攻部队的红色箭头，在长江南岸画出了一道道弧线——那是进攻受挫后撤回的轨迹。
“作战三周，伤亡逾万，推进不足三公里。”参谋长青木重诚低声汇报，“各师团弹药消耗已达战前储备的六成，食品和药品也开始短缺。”
“周青云……”西尾寿造念着这个名字，咬牙切齿，“他到底在江边修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炮火摧毁不了那些工事？”
“根据情报人员供述，”情报参谋小心翼翼地说，“他们的工事有完整的地下系统，深达地下十米，混凝土厚度两米以上。我们的150毫米炮弹，除非直接命中射击孔，否则难以造成实质性破坏。”
西尾寿造一拳砸在桌上：“那就用更大的炮弹！调240毫米重炮来！”
“司令官阁下，240毫米重炮过于笨重，从武汉运来需要至少十天。而且……”青木顿了顿，“气象部门报告，未来一周鄂西地区将进入雨季。届时道路泥泞，重炮部队机动将极为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5月29日，鄂西下了第一场大雨。
长江水位开始上涨，江流变急，渡江更加困难。更糟糕的是，日军后勤车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寸步难行，前线部队开始出现补给短缺。
“士兵每日口粮减为平时的三分之二。”第15师团长熊谷敬二在电话中报告，“弹药也需节约使用。部分部队已出现疟疾和痢疾，药品严重不足。”
西尾寿造知道，战局正在恶化。但他不能撤退——进攻宜昌是大本营的死命令，若不能完成，他的军事生涯将到此为止。
“命令各部，暂停大规模进攻，转入小规模袭扰。”他最终做出决定，“同时，命令第116师团从上游寻找渡江点，尝试侧翼迂回。”
他还有最后一招：第116师团是精锐部队，如果能在上游突破，绕到中国军队侧后，战局或许还能扭转。
但他不知道的是，周青云早已料到这一手。
夜，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
周青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手里拿着一份份战报。
“日军第116师团今日在宜都以西三十里处尝试渡江，被我190师、202师依托南岸防线击退。”覃子斌参谋长报告，“这是他们第三次侧翼迂回尝试，均告失败。”
“日军补给状况如何？”
“根据敌后侦察和无线电监听，日军前线部队口粮已减半，弹药配给严格限制。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伤兵死亡率上升至百分之十五。”
周青云点头，目光在沙盘上移动。代表日军的红色标志，密密麻麻地拥挤在长江北岸，但就是无法越过那道蓝色的水带。
“我方状况？”
“荆江防线各部队伤亡约八千，其中阵亡两千余。工事损坏程度约百分之三十，但核心地下系统完好。预备队完整，士气旺盛。”覃子斌顿了顿，“另外，第五战区方向已稳住战线，日军第11军未能突破枣阳。”
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指向同一个结论。
周青云抬起头：“时机到了。”
作战室里所有军官都看向他。
“日军锐气已失，补给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预备队完整，工事体系依然坚固，士气正旺。”周青云走到地图前，“防守阶段结束了。现在，该我们进攻了。”
他拿起电话：“接秭归，161装甲师。我要和周青松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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