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湘西政务委员会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长条木桌旁，周家三代人的身影格外醒目，主位上的周绪瑞身着长衫；由于周承业去了印度，周青云暂代其职务，他坐在下首位置，拿着灾情地图在汇报情况；旁边是周承佑捧着各地报告，镜片后的目光满是忧虑；其他政务委员、厅长们听取报告。
“辰溪米价已涨到每石8银元，长沙都到10银元了，据说每天都在涨。” 周承佑推了推眼镜，声音带着文人的悲悯，“再这么下去，湘西的灾民也要卖儿鬻女了。”
周青云站起身，将一份写好的《限价令》放在桌上：“从今日起，湘西境内米价每石不得高于四银元。凡是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罚苦役一到三年，没收家产和田产，除了家人的口粮，所有粮食全部充公。”
“不行！” 周承佑立刻反对，“粮商也是百姓，这么重的惩罚，会逼得他们反抗，到时候反而乱了秩序。”
“三叔，1911 年武昌起义后，湘西能成为全国第二个独立的地区，靠的就是‘审时度势和当即果断’，” 周青云的目光扫过众人，“现在灾荒当头，要是纵容粮商发国难财，我们怎么对得起湘西百姓？人无粮则乱，要是饿极了我也会抢”
周绪瑞放下茶杯，指节敲击桌面的声音格外清晰：“维新说得对。乱世就得用重典，我在德国军校上学时，德国人就说过，治理乱世，不能有妇人之仁；当年我在课上听到别人讲德国军队在战场的表现，就知道想要保住家园，必须严格执法。”
主位上的周绪瑞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厚重：“维新，1908 年重组巡防营时，长辈就提醒我‘为官者，要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就按维新说的办，湘西不能乱。”
当天下午，湘西政务委员会发布两道命令：其一，军人家属与公职人员家属每月月初按80公斤标准足额供应粮食，任何人不得克扣；其二，米价锁定在每石 4 银元，凡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者，一律以 “非法经商” 论处，罚做 1-3 年苦役，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及田产商铺、所有粮食，仅保留家人口粮。命令张贴在各州县的城门楼前，辰溪县城的百姓围着告示议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摇头叹气：“粮商们哪会甘心，怕是要跟官府对着干。”
命令张贴在辰溪城的各个街口，红底黑字格外醒目。起初，粮商们还抱着侥幸心理，可当警察查封了两家偷偷抬高米价的粮店，店主被押去工地服苦役、家产粮食被没收后，城里的粮店纷纷挂出 “粮食告罄” 的木牌，大门紧闭。
“少帅，粮商都关店了。” 石宏拿着一份密报，匆匆赶来，“监察厅的人说，他们把粮食藏在城外的庄子里，私下里以每石10银元的价格卖给灾民，有的甚至卖到15银元。”
周青云冷笑一声，突然想起后世的“钓鱼执法”，想到如今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吩咐：“你安排些可靠的人，扮成买粮食的人，去城外那些秘密售粮点买粮，把证据都收集好，一个都别漏。”
命令颁布不过三日，湘西各大粮行便接连挂出 “粮尽歇业” 的木牌。辰溪县最大的 “泰和粮行” 老板王世仁，前一天还在跟街坊吹嘘 “仓库里的米能堆到房梁”，第二天就带着伙计把门板钉得死死的，任凭灾民在门外哭求也不开门。周青云派去暗访的斥候回来报告，这些粮商表面歇业，暗地里却在自家后院或隐蔽的货栈里高价售粮，怀化、辰溪两地的粮价甚至最高被炒到了每石20银元。
辰溪县附近农庄的后院里，几个穿着短褂、背着褡裢的 “粮贩子” 正围着一个精瘦的中年人讨价还价。“李掌柜，这价也太高了，每石9银元，我们倒手也赚不了几个钱啊。”
一个 “粮贩子” 苦着脸说。那中年人正是泰和粮行的二掌柜王世福，也是王世仁弟弟，他斜着眼拍了拍身后的粮袋：“嫌贵？再过几天，就算20银元也买不到！现在整个湘西就我们老板有粮，你们爱要不要。”
说着，他让伙计掀开粮袋，雪白的大米露了出来，引得 “粮贩子” 们纷纷伸手去摸。
就在这时，客栈的院门突然被踹开，监察厅的人带着一队持枪警察冲了进来，手中的步枪指着众人：“都不许动！奉周秘书长令，查抄非法售粮！”
王世福顿时面如死灰，嘴里还硬撑着：“我们是合法买卖，你们凭什么抓人？”
这时石宏走来，冷笑一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账簿：“合法？这是你们跟灾民交易的账本，每石都15银元了，比政务委员会的定价高这么多，乘机发国难财，还敢说合法？”
原来，这些 “粮贩子” 都是周青云安排的监察厅人员假扮的，他们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银元，专门找那些暗地售粮的粮商交易，一旦拿到交易证据，立刻通知大队人马前来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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