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则派遣格雷夫斯少将率领的陆军步兵第 27 团和第 31 团，约 7000 余人，进驻海参崴及周边地区，与日军、英军形成呼应。
日军在伯力的驻军则是实力雄厚的第十二师团，师团长为大谷喜久藏陆军中将，该师团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控制着伯力及周边的重要战略据点，成为日本在远东地区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协约国武装干涉期间，俄国远东地区的局势愈发混乱，各方势力为争夺地盘和资源，纷纷将矛头指向手无寸铁的华侨。
其中，日军及受其支持的白卫军对华侨的迫害尤为严重。白卫军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力量，得不到稳定的补给，便将华侨视为 “提款机”，经常以 “搜查布尔什维克”“征收战时税” 等名义，肆意劫掠华侨的商铺和住宅。
受日本支持的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更是其中的 “罪魁祸首”，他与当地土匪勾结，一次就劫掠华商货物价值多达 600 万卢布，之后又以 “冻结苏维埃资产” 为借口，扣留华商货款一千多万卢布，导致大量华侨倾家荡产。
日军的行为则更为嚣张跋扈。他们以 “维持治安” 为名，经常随意搜查来往华工，只要发现华工身上带有苏维埃政权发行的货币，或是与苏维埃人员有过接触，便会直接给华工安上 “红党” 的罪名，不经审判就当场枪毙。
不仅如此，日军还伙同白匪军，有组织地抢掠华侨财产，许多华侨商铺被洗劫一空，甚至有华侨因反抗而惨遭杀害。据当地华侨团体统计，仅 1918 年上半年，远东地区被劫掠的华侨财产就超过两千万卢布，数千名华侨流离失所，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湘西护侨师的到来，为当地华侨带来了希望。湘西护侨师抵达伯力后，迅速在华侨聚居区建立防御工事，加强巡逻，并与当地华侨团体密切合作，了解华侨的困境，为华侨提供粮食和庇护。然而，护侨师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日军的不满。
1918 年 10 月初，日军第十二师团的一个中队约200人正在有组织对该区域的华侨商店进行洗劫，被湘西护侨师的巡逻骑兵发现，然后通知附近的大部队；湘西护侨师的一个营在营长带领下迅速前往事发地，立即下令上前制止。
日军不仅不听劝阻，反而向护侨师士兵开枪射击，导致数名护侨师士兵伤亡。护侨师营长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此次冲突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最终日军中队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但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伤亡。
冲突发生后，双方都迅速呼叫援军。湘西护侨师驻伯力师指挥部接到消息后，立即派遣部队赶赴冲突地点；北洋陆军第九师第十七旅第 33 团驻伯力的驻守部队，在团长宋焕章的带领下，也迅速驰援。
而日军方面，第十二师团留守伯力的人员，以及白卫军谢苗诺夫部队，也纷纷向冲突区域集结。
随后，双方对峙升级，双方不断加派援军；湘西护侨师驻伯力部队6000余人、北洋陆军第九师第十七旅第33团驻伯力的1000余人，和日军十二师团留守伯力的4000余人、白卫军谢苗诺夫部队2000余人发生大规模对峙。
双方在伯力形成了大规模对峙局面，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的伯力，气氛异常紧张；街道上行人稀少，各国军队都在加紧修筑工事，士兵们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当地华侨则忧心忡忡，一方面担心冲突升级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另一方面又对湘西护侨师和北洋军队充满期待，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大规模对峙局面形成后，各方都意识到不能任由局势恶化。毕竟，日、英、美、法等国虽然在远东地区存在利益争夺，但此时的主要精力仍在欧洲战场；北洋政府则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同时更好地保护华侨。因此，启动外交协商成为了各方的共识。
很快，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俊彦、美国驻海参崴领事 考德威尔、英国驻哈尔滨领事 康斯定、法国驻哈尔滨领事 兰必斯，五国外交官相继赶往伯力，准备召开会商会议。
考虑到湘西护侨师在冲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湘西还有 6 万余人军队在欧洲协助协约国作战，此次会议邀请了湘西方面派代表列席会议，湘西护侨师师长周振雷成为了湘西方面的列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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