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第6集团军派代表参观湘西阵地，对其产生兴趣，提出“与湘西军队交流战术经验”；美军第2师邀请湘西军官参观坦克部队，探讨“步兵与坦克协同”。这些交流不仅让湘西军队接触到先进军事理念，更扩大了其在协约国阵营的影响力。
周青云利用这些机会，在博尔派尔城堡中与法、美军官建立联系，为战后争取更多支持——比如他与美军参谋谈论“机械化战争趋势”时，顺势提及“湘西战后需发展军工，希望能从德国获得相关技术人员”，为后续行动铺垫。
对周青云而言，亚眠的战功是“借战图强”计划的关键一步。他在给辰溪的加密电报中写道：“德军士气已衰，战争年内或可结束。需提前制定赴德计划，重点瞄准轻武器、山炮、军工设备与技术人员。
英军方面，我会争取将战利品分配条款写入正式协议，确保湘西利益最大化。”此时的他，已在博尔派尔城堡中勾勒出湘西战后发展的蓝，而这一切的根基，正是湘西远征军在索姆河畔用鲜血铸就的战功。
1918年盛夏的索姆河畔，硝烟早已将亚眠城郊的麦田染成焦褐色。自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以来，这片土地便成了工业时代战争最残酷的“绞肉机”——铁丝网缠绕着残肢，弹坑积满泥浆与鲜血，德军精心构筑的混凝土碉堡群如同一排排钢铁墓碑，将协约国军队的反攻一次次挡在防线之外。
而到了1918年8月，战局的天平正悄然倾斜：俄国十月革命后退出战争，德军将百万东线兵力调往西线，发动“皇帝攻势”试图一举击溃协约国；与此同时，美国远征军开始大规模抵达欧洲，协约国终于迎来扭转战局的“战略窗口”。
在这场决定一战命运的关键博弈中，亚眠战役应运而生，成为彻底打破西线阵地战僵局的“破局之战”；而远道而来的中国湘西远征军，也以鲜血与勇气，在这场战役中书写了属于中国近代军队的独特篇章。
1918年上半年的西线战场，呈现出一种极端胶着的紧张态势。德国总参谋部在鲁登道夫的主导下，利用俄国退出战争的“战略红利”，将东线50个师（约100万兵力）紧急调往西线，自3月21日起先后发动五次“皇帝攻势”。
从索姆河到马恩河，德军凭借密集的火炮覆盖与“暴风突击队”战术，一度突破协约国防线，前锋距离巴黎仅50公里，协约国阵营陷入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但德军的攻势很快陷入困境：一方面，持续的进攻导致德军伤亡惨重，仅前四次攻势就损失近80万人，兵力补充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美国自1917年4月宣战后，已完成战争动员，截至1918年7月，每月有超过30万美军抵达欧洲，协约国的兵力劣势迅速逆转。
鲁登道夫在日记中焦虑地写道：“若不能在1918年秋季前击溃协约国，战争将彻底失去胜利可能。”
而对协约国而言，此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找到一个“突破口”——既能挫败德军的有生力量，又能打破持续两年的阵地战僵局，为后续反攻铺平道路。 亚眠，成为协约国选中的“战略支点”。
这座位于法国北部的城市，是德军西线防线的“枢纽”：德军在此部署了第2集团军、第18集团军共13个师，构筑了三道纵深防线——前沿是密布的铁丝网与机枪碉堡，中间是混凝土掩体群与炮兵阵地，后方则有铁路运输线支撑补给；同时，亚眠也是德军威胁巴黎的“前进基地”，一旦攻占亚眠，协约国就能切断德军的后勤补给线，解除巴黎的安全威胁，甚至打开向德国本土推进的通道。
为确保战役成功，协约国组建了以英军为主力的“亚眠突击集团”：由英国第4集团军（指挥官罗林森将军）、法国第1集团军（指挥官德贝尼将军）组成，下辖英、法、加、澳、新（新西兰）联军共20个师，配备456辆英国Mark V坦克（包括122辆用于运输补给的“雌性坦克”）、2000门各型火炮（其中155毫米重炮占比达30%）、超过400架飞机。
战役总指挥、英国陆军元帅黑格在战前动员中强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而是对德军防线的‘致命一击’——我们要让鲁登道夫明白，西线的主动权，已经回到协约国手中。”
而在这支多国联军中，一支来自中国湘西的军队格外引人注目——1917年12月抵达欧洲的“中国湘西赴欧洲远征军”，经过8个月的英式训练与亚眠城郊的前期防御战，此时已被编入英国第4集团军下属远东湘西军团（协约国对湘西赴欧洲远征军的正式称呼），承担左翼助攻任务。
这支目前有约5.2万人组成的军队，装备着英军提供的李-恩菲尔德步枪、维克斯重机枪与18磅野战炮，佩戴着绣有“九星向日旗”的军徽，成为协约国阵营中唯一一支来自中国的正式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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