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运输船终于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此时英国正值冬季，细雨寒风中，英国陆军部接待官已在码头等候，将队伍分为两组：留学生直接前往军校报到，远征军被运往肯特郡训练营。
但分歧随即出现——英国军方想让远征军“立即投入西线战场”，以缓解兵力紧张；周承辅则坚持“必须训练三个月，适应英式装备与战术”，双方僵持不下。
关键时刻，周青云从伦敦赶到肯特郡。他直接面见英军驻肯特郡指挥官，强硬表态：“士兵不熟悉新装备，贸然上战场只会徒增伤亡，一旦战场失误，反而会连累英军。”
同时，他提出“附加条件”：“若给予三个月训练期，湘西远征军可优先承担法国北部一线的防御任务，为英军主力争取休整时间。”
此外，周青云特意强调“必须为每个士兵配备防毒面具，并教会使用”。他清楚，1917年的西线，毒气战已是常态，这一要求既是为士兵安全，也是为后续作战减少损失。 英军指挥官最终妥协。
1917年12月10日，湘西的远征军正式进入肯特郡训练营，英国教官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英式训练。训练场上，100名英语预备生穿梭在中英军官之间，传递战术指令；士兵们拿着李-恩菲尔德步枪反复练习射击，学习英式堑壕构筑与炮火协同。
周青云直接请假住进军营，检查训练进度，与周承辅、陈开穹、陈复初反复讨论战术，他知道，这场跨越万里的远征，不仅是为了获取武器与技术，更是为了让湘西用血汗在欧洲工业强国的战场上积累宝贵经验，为未来的发展积攒资本。
此时的辰溪，曾宝菲正抱着一岁多的周启华，翻看周青云从英国寄回的家书和照片。信中写道：“欧洲战场虽苦，但这是湘西破局的唯一机会。等我们回来，定会让湘西有自己的工厂、军舰与飞机，让孩子们不用再受战乱之苦。”
这封信，不仅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承诺，更是一个“穿越者”对这片土地的责任——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周氏家族正以一场大胆的跨国行动，为湘西的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
1918年4月的法国亚眠，索姆河的春水裹挟着泥沙与硝烟，在战壕外静静流淌。这片曾在1916年吞噬过百万生命的土地，此刻迎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东方军队——6万身着英式卡其布军装、却操着中国西南方言的湘西赴欧洲远征军。
当首批士兵踏入英军移交的战壕时，脚下松软的泥土还残留着前几批协约国士兵的血迹，空气中弥漫的硝烟、腐尸与芥子气的混合气味，让不少来自湘鄂川黔桂边区的青壮忍不住干呕——他们中有人打过土匪、抗过汤芗铭的进攻，却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战场景象。
按照英军第4集团军的部署，湘西远征军的4个步兵师、3个炮兵团与1个骑兵团，接管了亚眠以东22公里的防线。这条防线北起昂克尔河，南至阿尔贝镇，恰好挡在德军“米夏埃尔行动”的突击路线上。
此前英军在此鏖战两月，防线多处残破，兵力损耗近半，湘西远征军的到来，被英军指挥官私下称为“填补缺口的东方炮灰”。
但远征军司令周承辅，却在防线交接仪式上对部下强调：“咱们来欧洲不是当炮灰的，是来学本事、挣家业的！守住这条线，往后湘西在战后捞好处时才有说话的分量！”
4月8日凌晨5时，德军的炮火准备打破了战场的沉寂。与湘西士兵熟悉的“几门山炮零散轰击”不同，德军此次动用了320门150毫米重榴弹炮、48门210毫米攻城炮，甚至有2门“大贝尔莎”超重型榴弹炮参与轰击。炮弹如密集的冰雹砸向战壕，泥土与木头搭建的掩体瞬间坍塌，不少士兵被埋在碎石下。
参谋长陈复初在指挥部掩体里，看着前线传来的伤亡报告，半小时内前沿3个连就伤亡近半，其中三分之一是被炮弹冲击波震死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昔年在湘西防匪，以为76mm山炮已是利器；今日见德军炮火，方知工业强国之战争，竟如天崩地裂。”
炮击过后，德军3个步兵师在24辆A7V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冲锋。当这些“钢铁巨兽”轰鸣着碾过铁丝网、跨越战壕时，不少湘西士兵当场愣住，有人举着步枪朝坦克射击，有人甚至以为是“西洋妖怪”，要跪地祈祷。
关键时刻，在英国联络官的提醒下，士兵们迅速调整战术：由机枪手压制德军伴随步兵，敢死队则抱着英军提供的集束手榴弹，趁着坦克越过战壕的间隙，将炸弹塞进履带舱。
一名叫龙阿贵的苗族士兵，在炸毁一辆A7V坦克后被弹片击中腹部，临终前还抓着连长的手说：“连长，俺没给湘西丢脸……”；之后，在英国联络官的提醒，湘西的炮兵开始轰击坦克，双方队轰，炮兵损失惨重，但好歹遏制了德军坦克部队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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