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空军的留学预备人员，送到德国留学学习陆军、空军。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在协约国支持下对德正式宣战， 对已在德国军校（如柏林军事学院）、高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德国政府未采取扣押等极端措施，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安排，分批将其遣返回国，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财物和学习资料在核查后允许携带。
后来湘西被德国遣返的学生，回国后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南苑航空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19年德国魏玛政府上台后，在湘西方面和德国魏玛政府联系并无偿支援了1万吨粮食，湘西留学预备学校的 陆军、空军的留学生继续在德国留学
海军的留学人员，学习两年英语、基础军事学科、基础理科，然后送到英国留学学习海军。
军工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技术留学人员，学习两年英语和基础学科、基础理科，然后送到美国留学；学习各方面军工制造，这方面的留学人员是最多的。
一直到1938年 2 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 “伪满洲国”，湘西停止了和德国的外事联系，德国留学中止。此后湘西留学预备学校所有毕业生，一律送到美国留学。
如果说湘西留学预备学校是 “金字塔尖”，那么周氏救济教养学校就是 “金字塔基”—— 它的设立，既有 “民生关怀” 的成分（收养孤儿、照顾烈士遗属），更有 “人才储备” 的深意（培养对周家相对忠诚的基层力量）。
周青云前世作为 “小镇做题家”，深知 “底层人才” 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 一个地区的稳定，不仅需要高端的军官、技术人员，更需要大批合格的教师、公务员、基层干部。
周氏救济教养学校的核心功能有二：一是 “救济”，收养湘西境内因战乱、灾荒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湘西革命军烈士遗属（子女、配偶），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保障；二是 “教养”，对这些孩子进行教育，培养他们的 “生活能力” 与 “忠诚意识”，为湘西的基层治理、社会服务输送人才。
学校规模随时间不断扩大，最初仅能容纳 500 余人，到抗战时期全面爆发尤其武汉会战后，因接纳了大量从沦陷区逃亡而来的孤儿，规模达到鼎盛，超过 30 万人，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 “救济教养机构”。
学校的建筑规模也随之扩建，最终面积达到湘西留学预备学校的 10 倍，设有育幼院、小学、中学、手工坊、农田、医务室等完整设施。
育幼院主要接收 6 岁以下的儿童， 配备专业的育儿员（年龄 16-55 岁），负责儿童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育儿员的选拔有严格的 “优先顺序”：首先是湘西烈士家属的女性，其次是现役基层军人（上尉以下）的女性家属，最后是基层公务员（乡长以下）的女性家属；而且育儿员和小学教师相同待遇，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对 “烈士、军人、公务员” 的优待，也加大对周家的忠诚。
周青云以其前世现代教育认知为基础，结合清末民初湘西的实际需求，推动了一场针对性极强的基础教育体系重构。
彼时湘西地处西南腹地，教育资源匮乏、民众识字率低下，且长期受封建传统教育束缚，既缺乏适应近代社会的实用知识普及，也存在对新的湘西政权认同感薄弱的问题。
基于此，周青云提出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始终围绕“实用化、本土化、忠诚化”三大核心目标展开，彻底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的桎梏。
在学制设置上，改革方案摒弃了清末“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过于繁琐的层级划分，将基础教育简化为“5年小学+3年中学”的8年体系。这一设计充分考虑了湘西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缩短学制可减少家庭供学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同时能让青少年更快掌握基础技能参与社会建设；更重要的是，8年学制可实现“快速扫盲+思想塑造”的双重目标，在短期内提升民众基础文化水平，为后续湘西工业化、军事化建设储备基础劳动力。
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以“基础读写+生活常识”为核心。
中文教学不再追求传统科举式的“四书五经”精读，而是聚焦于基础汉字读写与实用文体训练，确保学生毕业后能看懂政府公告、商业契约、家书等日常文本；同时选取《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中的经典篇目作为辅助教材，既保留传统文化底蕴，也通过“家国情怀”类诗词（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历史教学则突破了“帝王将相史”的传统框架，重点讲述“近代抗争史”——涵盖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等历史事件，尤其强调“湘西人在近代变局中的担当”，将湘西的命运和国家未来紧密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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